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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刚毅（moralfortitude）取代了，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一个完全由懦夫组成的国家能够是正义的。如果人们相信孟德斯鸠对英国人的描述，那么可以认为公民的安全和自由取决于这样一类表现：它们看上去也许是荒唐可笑的，但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而且从道德层面看是非常勇敢的。即使是孟德斯鸠政治理论中最厌世的一面，也远远没有蒙田对这个残忍且虚伪的世界的无限否定来得那么消极。对贸易和法律的信心似乎颇为鼓舞人心，即使这要以牺牲更高的价值为代价。不过，像蒙田和孟德斯鸠这类视残忍为首恶的人的精神世界虽然有诸如此类的深刻差异，但也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都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文化多样性和一种消极的平等主义。由于大部分骇人听闻的公共暴虐都可归罪于化外民族，蒙田和孟德斯鸠势必会探究屠杀和奴役野蛮人的正当理由。最古老也最普遍的论证是这样的：就其本性而言，野蛮人就是低劣的。人们认为自然颁布了行为规则，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自然希望欧洲人奴役那些次要的民族，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她（自然）才用肤色将那些民族标识了出来。自然是我们良好行为的最好指导者，蒙田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于是对蒙田来说，下面这个问题就变得颇为重要了：文化群落间的差异确实是一种自然差异吗？如果存在多种文化群落——以它们惯常的残忍为根据来判断——那么哪些文化群落优越、哪些低劣呢？蒙田很快发现，所谓的野蛮只是“不符合我们习惯”的事情罢了。每一个民族在其他部族看来都是野蛮的。不仅如此，蒙田热衷于罗列的风俗、观念的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还证明了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主张自己的风俗习惯才是自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产物，完全谈不上何者合宜、何者不合宜。所有这些风俗习惯都背离了自然的原初质朴，而它们的多样性无非证明了它们的无足轻重，因为“自然远远胜过我们徒劳无益的努力”。[25]就诸种风俗习惯本身而言，它们都同样地偏离了自然，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残忍暴虐。食人族吃死人的血肉，我们对之心生惶恐、避之不及，然而折磨人、迫害人的也是我们。我们的骄傲是无根无据的。没有哪个民族在本性上就是优越或低劣的；不过，傲慢自大和残忍暴虐是欧洲人的特征，而非那些被欧洲人污蔑为野蛮人的民族的特征。蒙田其实是有一点尚古主义气质的，但尚古主义对他的意图来说并非不可或缺。孟德斯鸠并不尚古，他也根本不再指望自然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标准。尽管如此，孟德斯鸠依然用风俗的多样性来摧毁欧洲文明的骄傲。欧洲人为他们给原始人造成的无穷伤害找了很多借口，而孟德斯鸠这么做只是为了揭露这些狡辩是多么浅薄琐碎。“因为黑人喜欢玻璃项链胜过黄金……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常识。”因为美洲印第安人把胡子打理成我们不熟悉的风格，西班牙人就把他们合法地奴役了。跟蒙田不同，孟德斯鸠清楚地知道没有必要详述欧洲民族的优越性是虚构出来的。只要说明任何差异都不能为残忍提供辩护就行了。此外，孟德斯鸠还为他的读者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认识和理解所有的文化群落：他确实相信“知识使人温雅”，正如无知使人麻木冷酷。终究还是高度文明的人而非原始人更能治愈残忍之恶。对孟德斯鸠来说，所有的低劣和优越都是由政治创造的。一旦我们奴役化外之人——我们出于无知而鄙夷他们——我们就使其变得低劣。奴役塑造出低能者，而非反之。“时常看到自由人，自己却没有自由，再没什么比这更能让人状若牲畜了。”[26]一旦人们已经因受奴役而被贬损降格，那么使主人和奴隶之间变得疏远的残忍行为甚至会更为惨烈。孟德斯鸠声称，在亚洲，黑人奴隶曾因此而被阉割。在《波斯人信札》中，黑人太监在后房内院工作，他们既服务于女眷，又要管理她们。这些黑人太监是他们主人的工具，主人在远方操控他们所有人。正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赫卡柏》（Hecuba）中的一个演说者所言：“这就是沦为奴隶的含义：被虐待，忍受虐待，被暴力强迫去忍受不公待遇。”这就是对极端不平等的最好定义。如果这种社会差距会产生出残忍的风气，那么减少不平等也许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连马基雅维利都知道不能以残忍之道对待和自己平等的人，残忍是对付低劣于己者的办法。孟德斯鸠有时会颂扬古代那些民主邦国，那些邦国简朴、平等，因此其公民不习惯于或不愿意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孟德斯鸠也称赞农民阶层的质朴，他认为，农民之间的关系比贵族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协调。但这只是对贵族阶层逞强好胜的拒斥，而不是对不平等这种社会处境的反思。事实上，蒙田也好，孟德斯鸠也罢，他们都完全不倾向于把社会平等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善好。不平等确实很关键，因为它鼓励并创造出了有利于残忍的环境。蒙田和孟德斯鸠的平等主义纯粹是一种消极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植根于对那些可鄙理由的怀疑，那些理由不仅被用来为不平等本身辩护，还为不平等最糟糕的后果提供辩解。此外，不平等还会引发错误观念。蒙田认为，不平等会严重模糊我们的常识，会使我们忘记“雕像的基座不是雕像本身的组成部分”。[27]这不只是那种常见的抱怨，即我们没能对真正的优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矫饰、装扮所骗。使蒙田恐惧的是纯粹来自权力的魅力，是与权力相伴而生的卖弄英勇的表现，以及受到前两者鼓励的残忍。而由于凡尔赛宫廷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孟德斯鸠专注于显摆残忍的行为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凡尔赛宫廷在专制君主周围制造了一片空白地带，使君主与其臣民相悬隔，这是极端不平等以及潜在的和现实的极端残忍的前提条件。再没有什么比神化政治上的高位者更危险了。事实上，使政治去神圣化正是孟德斯鸠的主要目的之一。平等并不是政治去神圣化的必要条件，孟德斯鸠倾向于一种等级制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的等级色彩会被诸如通过抽签选出的陪审团之类的平等主义制度所调和，因为当普通公民碰上刑事问题和刑罚时，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结果为何的。消极的平等主义其实是一种恐惧，是对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的恐惧，尤其是对那种能使权力所有者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所产生的显著影响的恐惧。视残忍为首恶显然会推导出消极平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