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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认为人们应该估量受害者和施虐者在发生暴力那一刻的勇气和怯懦。当他说自己“最害怕的就是恐惧”时，他想到的不仅是受害者的恐惧，也包括施害者的恐惧。[23]恐惧使后者变得残忍，使前者遭受更多苦难。如果我们能试着不去害怕死后的空虚，那么杀戮就将变得既没什么吸引力，也不那么可怕。痛苦依然会施加于人，但蒙田强调——尽管教会的审查官明确反对他这么说——任何超越杀戮的惩罚都是残忍的。不过，他似乎认为，对死亡抱持更为理性的观点将有助于普遍地减轻残忍。而孟德斯鸠已经看穿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了。尽管他赞美斯多葛式脾性，但他并不认为平心静气面对死亡的态度一定能减少暴虐。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理解为感觉性的而非理性的存在者也许还更好些。他笔下的专横者郁思贝克事实上是启蒙理性的模范，郁思贝克对身后之事没有任何恐惧，但他却像专制君主一样残忍。直面死亡的英勇也许值得赞美，但孟德斯鸠似乎并不认为它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凶残习性。无论如何，学习如何死亡都很难算是一种社会美德。事实上，离群索居也许是视残忍为首恶的一个代价。它把我们引向一种离群索居者的伦理，而受害者就是离群索居者。我们暂且不管蒙田和在他之前之后的许许多多人。如果说受害者不只要为恐惧而恐惧，那么残忍也并不只是由怯懦引起的。由于懦夫经常是残忍的，人们就开始觉得勇气正是残忍的对立面。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马基雅维利笔下那狮子般的君主有多残忍就够了。这类君主冷酷无情，但依然备受赞誉，因为他们是如此勇敢。然而，勇气确实会以某种方式使残忍行为变得稍好一些。为什么对弱小无助者——尤其是孩子和动物——肆意施加痛苦会如此令人反感？为什么连无情之人也会被这类受害者的无能为力所触动？这里肯定有一些观感在起作用，而对怯懦的鄙夷肯定是其中之一。同情当然也发挥了作用。如果怜悯就是对弱小受苦者油然而生的感同身受，那么这一事实——我们都曾是孩子，我们都了解自己的脆弱——就很容易说明我们对小孩所受的折磨作出的正常反应为何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怜悯所有受难者，而不只是同情受暴虐折磨的弱小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同情的对象可以是纯粹的疾患痛苦，甚至可以同情一个病人，他正在经受痛苦的治疗，而这种治疗却是必要的。看来，我们对残忍虐待弱小无助者这种行为的反应并不只是出于怜悯，还必须加上一种不正义的感受。没有一个小孩应该遭受野蛮残暴的对待。只有当惩罚服务于报复、教育或公共安全时，它才是正当合理的。但如果惩罚偏离了或超越了这些目的，我们就会说它是“残忍且异乎寻常的”，并禁止施行这种惩罚。孟德斯鸠笔下不偏不倚的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无辜者的安全”。显然，残忍的不正义性确实引发了义愤，但这并没有完全说明为何人们会痛恨对小孩进行残忍折磨的行为。只有那些视不正义为首恶的人才可能这么认为。视不正义为首恶的人还会认为，在战争时期人们不应伤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全副武装准备战斗的士兵那样同意进行战争。有人认为，同意战争就意味着有了相互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而我们不能认为平民对这种权利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未被武装。但这种固守法律、歪曲经验的解释违背了我们的常识。使平民免受攻击的显然是他们手无寸铁这一事实，而不是因为只有那些正在射杀敌军的士兵才同意进行战争，平民并没有同意。人们认为，洗劫一个城镇比杀死全副武装者更为残忍，但这并不是因为平民遭受的苦痛更多或者平民更为无辜。触动我们的并非仅仅是怜悯或正义感。完全丧失勇气也使残忍行为变得赤裸裸、如其所是。诸如人们在战斗中面临的危险是真正的危险，要克服对这类危险的恐惧就需要勇气。没有这种勇气，就没有任何补救性的美德来减轻残忍。不存在借口或托词可以减轻罪责，这就是纯粹的、不打折扣的残忍。那些蹂躏、劫掠的人和糟蹋妇女孩童的人的特点就是暴怒的残忍，舍此无他。相比于一个怯懦的士兵，勇敢的士兵自然不那么让人厌恶。一个武装起来的敌人至少有机会维护自身，迫使其对手鼓起勇气。简言之，他跟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同，他既非弱小无助，也不使人怜悯。战斗中的征服者也展现出了勇气，这使得整个情况都改变了。远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讲述对密卡利苏城的劫掠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色雷斯人就像最血腥的野蛮人一样，当不存在任何令他们恐惧之物时就变得无比残暴。他们杀死了城里的每一个活物，包括小孩、老人甚至动物。”特别是，他们攻击儿童学校，并将里面的孩子屠戮殆尽。在修昔底德看来，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当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和这场“突如其来、骇人听闻的”劫掠相提并论。[24]修昔底德详细叙述了漫长战争中的残忍，这场战争中确实有许多残忍行径；但色雷斯人的这一野蛮举动却是最可鄙的，因为它是如此怯懦。色雷斯人并未面临恐惧，因此并不能用勇气来文饰这一野蛮行为。战争使蒙田确信光有英勇还不够。如果怜悯不能约束我们，正义无法教诲君主，那么就无法阻止相互毁灭的行为。怜悯和英勇是面对战争之残忍的两种品质；事实上，蒙田的随笔写作就是从对这两种品质的思考开始的。他对正义毫无信心，因此除了对受害者的英雄主义和农民——社会中的最卑微者——的质朴道德的信念外，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陷入厌世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英勇在私人生活中的面貌都要胜过它在公共生活中的面貌。这就是孟德斯鸠抛弃英勇的理由，虽然他在这么做时不无遗憾。商业不会促进那些至高的贵族式美德。它不创造好人或勇敢的爱国者，但它确实能治疗染上了某些最糟糕疾病的公共生活。它减少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不稳定性和战争。通过以贪婪取代英勇，我们显著减少了大规模的残忍。在孟德斯鸠看来，最好的现代国家对英勇的依赖并不比对怜悯或其他私人性美德的依赖更大。现代国家只坚持一种美德：正义。此外，肉体性的英勇无疑被道德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