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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引发的问题在此类职业中屡见不鲜。有一位做儿科医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见过两个实习生因为无法面对绝症儿童及其父母的惨状而放弃了医生这一职业。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有更强共情能力的护校学生花在关怀患者上的时间更少，花在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上的时间更多，这可能是因为面对痛苦的患者会让他们也感到痛苦。
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共情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需要时刻与处于抑郁、焦虑、幻觉或强烈的情绪痛苦中的人打交道。很多人都在讨论心理治疗师和客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不论是谁，如果认为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对客户的抑郁和焦虑感同身受，那他一定根本就不明白心理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很多人无法为他人提供心理上的帮助，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关闭自己的共情反应，而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却能在这方面得心应手。我有位朋友是临床心理咨询师，经常会持续不断地为不同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如果是我，估计早就崩溃了。哪怕是跟一个处于抑郁或焦虑状态的人在一起待很短的时间，我也会感到心力交瘁。但我这位朋友却可以照单全收，而且甘之如饴。她总是全神贯注地面对客户的问题，对其中的挑战感到兴味盎然，并且因为能帮助对方改善生活而觉得兴奋不已。
她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Gawande）(22)所说的，一名优秀的医生在面对病患时所具有的“温柔而唯美”的态度：尊重对方，同时把对方看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也有过类似的比喻：
我竭尽全力地想要告诉我的同仁们，精神分析治疗应该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治疗师应该把自己的情感抛在一旁，即便是同情心也要置之不理，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精力都贯注在一个任务上，竭尽全力地把眼前的“手术”做到尽善尽美。
当然，心理治疗师肯定会深入理解客户的处境，但他们并不会去感受客户的感受。他们会尽量去理解和关怀，但不会去共情。迄今为止，我讲的都是共情对共情者一方的影响，下面就来看看共情对被共情者有什么影响。毫无疑问，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渴望尊重、仁慈、爱和专注，但他们渴望共情吗？共情对他们有好处吗？
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叔叔，几年前，他不幸患上了癌症。每次去医院和康复中心，他都会与很多医生互动。他跟我说过对这些医生的看法。每当医生仔细聆听并深入理解他的境况时，他都心存感激，他很认同这种认知共情。同样，对那些表达关爱和仁慈的医生，他也感激不已。
但是，对于那些与自己情绪共情的医生，他又有怎样的感受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他似乎与那些没有情绪共情的医生沟通更顺畅，那些能在他焦虑不已的时候保持冷静，在他疑虑重重的时候保持信心的医生，让他感觉更舒适。他特别感激那些与共情没什么关系的优秀品质，比如专业水准、坦诚、职业态度和尊重。
这与莱斯利·贾米森在《共情测验》中所说的如出一辙。贾米森讲述了自己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伪装成患者为医生的技能打分的一段经历，其中第31条是“对我的状况／问题表示共情”。但根据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对共情导向的态度并不认同。
她谈到了自己与态度冰冷且对她的担忧和痛苦毫无同情心的医生互动的过程，也心怀感激地讲述了对另一位态度客观而亲切的医生的感受：
我并不需要她扮演母亲的角色，一天都不用，我只需要她尽职尽责……态度冷静并不会让我感觉被抛弃，相反，我会感到心安……我希望在面对她的时候能看到自己恐惧的对立面，而不是镜像。
虽然我引用了克里斯蒂娜·蒙特罗斯和莱斯利·贾米森的话来支持我对共情的观点，但说实话，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共情做出了辩护。例如，蒙特罗斯不仅谈到了她为什么不愿意对患者的痛楚过于感同身受，以及为什么不希望让一个过于共情的医生为自己治疗，但随后，她的态度又有所缓和：
很显然，在大多数的医患互动过程中，当然也包括我的行医过程，适度的共情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患者能够感到自己被聆听和理解了；医生能够慎重对待患者的担忧，并全力以赴缓解他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