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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情的聚光灯特质有时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但大家依然会担心如果放弃了共情，我们可能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可能会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漠不关心，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会成为人间炼狱。
我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道德想象力的贫乏，没有意识到有其他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共情所具有的好处，同时又不会付出共情所造成的代价。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许多日常生活中并非源自共情的善行，比如挽救落水的儿童、捐献自己的肾脏。良善之举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之心，对名誉的追求，愤怒、自豪、内疚等情绪感受，对宗教或世俗的信念的承诺。如果把世界上的所有好事都归因于共情，那未免有点太过草率了。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注意到父亲晚上有时会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支票给那些寄信过来请求捐款的慈善机构。他并没有对那些信件中描述的细节共情，甚至几乎没有仔细读过那些信。但当我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人。虽然这种不加区分、一视同仁的善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如果退一步仔细考察自己和他人所做的那些好事，你会看到远比短视而偏见的共情多得多的动力。
想要做个好人，确实需要关爱他人，需要有想去缓解痛苦、改良世界的欲望，但同时也要能通过理性评估来判断怎么做效果最好。曾经有一个聚焦于此的项目，叫作“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Altruism，简称EA），即“一个既用心也动脑的日渐壮大的社会组织”。这是一句很棒的座右铭。心，让我们有动力做好事；脑，让我们善于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位把肾脏捐给陌生人的泽尔·克拉文斯基说，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这种行为莫名其妙，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会用数学思考问题”。这么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人们对数学漠不关心。
不过，人们可以被说服去关心数学，可以被鼓励去用理性思考各种问题。毕竟，人们还是希望自己做的事真的能产生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让自己感觉良好。人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可以利用Givewell网站来监控慈善机构的效能，判断哪个机构做得最好。正如珍妮弗·鲁本斯坦（JenniferRubenstein）所说的，诸如EA这种机构所发起的对知情决策的实际证据的聚焦所呈现的，“大量慈善呼吁都是基于可识别受害者、可爱的濒危大型动物（如北极熊）、魅力明星、过度简化的邪恶人物以及灾难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图景而进行的。相比之下，理性判断的努力要强很多”。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有效利他主义。当彼得·辛格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捍卫这些观点时，很多受邀评论的学者都对他进行了批判。有些人接受了辛格的前提假设，即应该聚焦于最大化自己行为的积极后果，但对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在个人慈善捐献方面少花些精力，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比如反对军火交易或贸易保护主义，效果可能会更好。有些人认为，最有实际效果的干预往往来自企业机构而非个人。还有些人对未预结局心存担忧，比如担心聚焦于个人捐赠可能会侵蚀更大规模的支持，比如来自美国政府的帮助。
在经过仔细斟酌后，辛格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他对部分观点表示了认同，并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类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要在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Alexander）的观点上更进一步——我们之所以认同有效利他主义，恰恰是因为它在认识论上的谦逊态度(19)。通过捐赠床帐来防止疟疾肆虐或许并非长久之计，但至少不无小补。与之相反，那些政治性的干预实际上更不靠谱。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也往这个方向发展，恐怕它就跟其他政治运动没什么区别了，其独特的贡献也就不复存在了。
亚历山大在这个观点上进行了扩展，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问题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治愈疾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是有效利他主义现在所聚焦的领域。与全球资本主义做斗争是“人与人”的问题。长远看来，这确实可能会造福社会，但真正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确定。毕竟，还有很多人非常认可全球资本主义，并且真心相信市场经济的繁荣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实证问题上，那就是究竟什么做法总体而言是最有利的。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更感兴趣的是有效利他主义所激发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拉里莎·麦克法夸尔认为，对很多人而言，“把自己的行动加诸遥不可及且抽象的人身上让人感到非常困扰，即使当结果是积极的时也是如此”，她把这称作“利他主义的工蜂程序”。法学教授保罗·布雷斯特（PaulBrest）对有效利他主义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态度”大加鞭挞。历史学家凯瑟琳·顿伯（CatherineTumber）讨论了彼得·辛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一个名为马特·韦杰的小伙子勇闯华尔街挣钱来帮助穷人的故事。她认为韦杰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让穷人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并且导致了他自己的退化——“表现出了一种深层的异化”。
辛格对这些回应并没有太多耐心，认为顿伯坚持说韦杰挣来的钱对他人毫无益处这一点莫名其妙，并且对她对一个人做好事的定量分析的普遍否定感到很恼火。辛格说，顿伯的立场“暗示了她会选择支持一个能帮少数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哪怕明知还有另一个能帮更多的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他的结论是：“很难知道她会对这种选择做何解释。”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辛格的说法。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里讨论我写的《善恶之源》一书。我与一位牧师讨论了我们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并以发展中国家儿童乞讨者为例。我试探着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就是前面讲到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更多人受苦，因而我建议停止这种行为，而是更明智地花钱。
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很诧异。她并没有在事实层面与我争论，而是说她喜欢施舍钱财给乞丐。她说当亲手把钱和食物递到孩子们手中，看到孩子们满足的样子，她会感觉很好。她对我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在慈善网站上捐一笔钱，你就不会得到这些感受。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尽可能表现出温和、接纳的态度，偶尔还有些脑筋迟钝。但如果现在能回应她的话，我会说，这取决于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人际接触的愉快感，那么尽管去对孩子们进行施舍吧。也许在双手相碰的刹那间，你会感到心头一热，甚至在回酒店的路上一直都感觉暖洋洋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他人生活得更好，那就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辛格的批评者指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未必都是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这完全正确。例如，人们需要被尊重，也往往会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且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西方人富足的生活状况考虑进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顿伯说得没错，因为致力于帮助穷人确实使马特·韦杰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的确应该纳入这个等式。我也同意，从冷眼旁观的角度来看，慈善事业确实存在冰冷和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家境殷实的教授，她很清楚开张支票捐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她还是选择定期到纽黑文做义工来帮助穷人，因为她需要这种人际接触。我不会对这种做法表示鄙夷，毕竟，在分析一个行动的成本收益时，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内心满足感当然也是有些分量的。
但是，我不会把这种内心满足的收益看得比那些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毕竟，如果一个孩子正在挨饿，那他根本不会在意食物是来自一个嗡嗡作响的无人机，还是来自一位面带微笑的和蔼义工。跟真正挽救生命的行为相比，即便是最亲善的人际接触也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