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元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鸿都门学事件还没结束，四月，又有两件大事发生，其一是地震，其二是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结果是司空陈耽免职，太常来艳担任司空。
最近几个月天灾人祸不断，三公的轮换也有些频繁。
就比如河南孟戫，十二月中旬当上太尉，他都没来得及征辟掾属,次年正月上旬就被免去职位。
陈耽也好不到那里去，他是十二月下旬当上司空，四月中旬被免去职位。
东汉三公因灾异免职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念相关。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是将皇帝的行为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起到约束皇帝的作用。然而汉代皇帝为了摆脱天人感应对皇权的束缚，使用人臣替主受罚的方式逐渐将“灾异”与皇帝的联系转化为“灾异”与重臣的联系。
到了东汉中后期就演变为三公因灾异免职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这一惯例直到曹魏时期曹丕不愿免除太尉贾诩才停止。
汉代三公的职责分别与天、人、地相联系，太尉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
据后世的统计，三公因灾异免职在代罪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与灾异的类型有关。太尉多因天文灾异被免,司空则多因水土灾异被免。
而“雌鸡化雄”并不是首次出现。
早在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軨厩中“雌鸡化雄”，具体表现为毛色上的变得像雄鸡一样
鲜丽，但是不会打鸣、不会带领鸡群，也没有长出雄鸡打斗时使用的附足骨。
而汉元帝初元时期，丞相府的雌鸡孵卵，之后竟然逐渐变成雄鸡，有鸡冠有附足骨还能带领鸡群。
到了汉元帝永光年间，有人进献了长角的雄鸡。
对于这三次“鸡祸”，刘向认为是妃后之象，即外戚王氏崛起的象征。
王莽篡汉之后,曾派人作《符命》四十二篇，在其中将雌鸡化为雄作为福应。也是自诩“雌鸡化雄”预示了王氏的崛起。
有了前车之鉴，天子刘宏也开始慎重起来。
这件事情带来的风波还没过去，五月壬午，有白衣人欲入德阳门，言：“我梁伯夏，天教我上殿为天子”。
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白衣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
天子刘宏询问百官的意见。
议郎蔡邕说：“成帝时男子王褒绛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后来王莽篡位。今此与成帝时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称梁伯夏，皆轻于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
六月丁丑，有黑气墯所御温德殿庭中，如车盖隆起，奋迅，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
秋七月壬子，青虹见御坐玉堂后殿庭中。
种种怪异，人相惊扰。
天子刘宏乃召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张华，太史令单
扬等，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两人，就问灾异原因，并及消变方法。
因为有两位中常侍在场，众人对灾异的解释都是闭口不谈，惟杨赐、蔡邕引经据谶，奏对较详。
曹节与王甫回禀天子，刘宏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便又特诏问蔡邕，使他直陈得失，许用皂囊封上。
这是特殊优待了，汉制惟奏闻密事，得用皂囊封入。
蔡邕见汉刘宏推诚下问，不必再有忌讳，乃直揭时弊，密上封章道：
“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咨，褒臣末学，特垂访及，斯诚输肝沥胆之秋，岂可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则臣虽万死，感且不朽矣。”
天子刘宏启封展阅，却也不胜叹息。
蔡邕在呈给他的秘密奏章中指出“霓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
接下来，蔡邕举出汉桓帝乳母赵娆以及永乐宫女官霍玉的例子，批判了二人得势。
然而赵娆是皇帝乳母，和中常侍曹节、王甫结交，共同谄媚于董太后，而霍玉也是董太后宫中女官。蔡邕以二人为例是暗示董太后干预朝政，而巴结董太后的宦官势力也因此猖獗。比如蔡邕认为宦官程璜权势过大，道路上人们议论纷纷。“察其风声，将为国患”。程璜收受贿赂，排挤忠良，因为资格老并且
作威作福，被人叫做程大人。
其次，蔡邕认为太尉张颢、光禄勋姓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都是小人居于高位，而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太尉刘宠作为正面例子加以对比。其中张灏是宦官中常侍张奉的弟弟，由女官霍玉推荐。而姓璋、赵玹、盖升都有贪腐枉法之事。（桥玄就曾向刘宏弹劾盖升但没有成功）
最后，蔡邕指出此次灾异事件是上天的警示，认为“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希望刘宏重用宰府孝廉的士人，而远离买官得位的小人。光和元年当年，刘宏在其母亲董太后和宦官的教唆下，尝试卖官，笔者大胆猜测宦官从买官者处得到好处，利用职务的便利将这些买官者引荐给皇帝，借此捞取油水。蔡邕批评卖官一方面维护的是有利于士人的察举制度，另一方面是阻止宦官与买官者勾结捞取财物甚至是政治资本。
在奏章最后，蔡邕担心刘宏不能保守秘密，特地嘱咐了刘宏“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
曹节正好立在后面，早已眈眈注视，只恨相距太远，一时看不清楚，又未便抢前明视，正在心中躁急，凑巧刘宏起座更衣，乃即趋近一瞧，已知大略，虽于自己无甚关碍，但据蔡邕劾奏诸人，统是自己同党，总不免暗里怀嫌，当下传告左右，遂将蔡邕表奏的内容，宣扬出去。
天
子的这个无意的举动，却给蔡邕带来巨大灾难。
蔡邕与大鸿胪刘郃素不相平，叔父蔡质方为卫尉，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阳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程璜因蔡邕章奏中，曾有程大人将为国之患等语，恐他指及己身，不如先发制人，免被劾去。
于是，他阴使人飞章发密，诬称：“蔡邕叔侄屡将私事托刘郃，刘郃不肯相从，遂致蔡邕怀怨望，想要谋害刘郃。”
刘宏起了疑心，即令尚书向蔡邕诘状。
蔡邕上书自讼道：“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郃，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休假百日（汉制吏休假百日，例当免职），刘郃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辞情何缘复问，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事戮，乞蔡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犹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