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请用茶。”黄妙灏怯生生的将一杯茶刚刚泡好的竹叶青递了过去，这些日子和这位吴大人相处多了之后，也知道了对方喝茶的品味，相比较爷爷黄臣可喝的姜、葱茶，这位吴大人好伺候得多了。
“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还是有什么话让我带给你那位未来相公”吴永麟这个玩笑并不好笑，看着一旁的黄妙灏脸色突变，吴永麟这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补了一句：“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能帮忙的尽量帮忙。”
“真的什么都可以”黄妙灏立马变得兴奋起来。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我能不能参加此次的秋闱”
“什么”吴永麟被这个大胆的建议吃了一惊，只不过他很快在脑海了过了一遍，也很爽快的答应了：“行是行，只不过还来得及吗”
“只要大人答应就行，其他的一切都好办。”黄妙灏兴奋得像只喜鹊般蹦跳着离开了，只留下吴永麟一个凄迷的身影，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女驸马吗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杂学”。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更严。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1645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