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去往衙署的马车上，吴永麟却没有了风花雪月的心情，他想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自己间接成了明末的张献忠，自己来到这片土地上到底是对还是错
公元前310年，由张仪主持，秦国正式修建成都城。张仪此次建设成都城的标准是：“与咸阳同制”，意思是说，成都城采用了和秦都咸阳一样的规模，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上下对蜀国的重视。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作为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后来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足以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第一次毁灭性打击发生在东晋年间，打开灾难之门的人叫桓温。在三国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桓温是一个响当当的著名人物。此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其极端心态与不择手段，几乎和南宋的秦桧如出一辙。
公元298年，北中国大多数地方都遭受了可怕的饥荒和瘟疫。为了在乱世中存活下来，人民不得不逃离家园，企图找到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这其中，李特带领由氐族人组成的一支流民队伍，从甘肃略阳辗转来到了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比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略阳要好一些，至少它不缺水，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后，四川地区水灾明显减少，李特和其他的流民们慢慢在此地安顿下来。他们多半以卖苦力或是做小商贩的方式，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到底要比在家乡活活饿死好得多。三年以后的公元301年，腐败的西晋政府突然下令要求全国的流民都必须从暂住地返回故乡。在执行朝廷的这道命令时，短视而贪婪的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刺史罗尚认为这是一个天赐的发财机会，于是下令在他的辖区内遍设关卡，当流民从这些关卡经过时，守护关卡的官兵便将他们随身所带的钱财搜刮一空。至此，流民们愤怒地发现，当他们在面对北方的饥荒仍然没有丁点好转，八王之乱还在继续，而自己那点可怜的钱财随时可能被罗尚巧取豪夺时，他们要么在回老家的路上饿死，要么就是揭竿而起。流民们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选择了造反，而领导这些流民造反的，就是那位略阳乡下的农民李特。流民起义的队伍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此后，李特战死，其子李雄被推为首领，303年冬天，李雄攻占成都，三年后，在范贤等人的拥戴下，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因为后来李雄的弟弟李寿即位时，曾改国号为汉，故历史上把这一政权合称为成汉。李雄称帝后，用简单而有实效的方法统治益州，当中原的西晋一片民不聊生的惨状时，经过李雄的治理，益州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荣昌盛。李雄死后，袭其位的李寿及其子李势都是荒淫无道的昏君，安定了三十多年的益州重又陷入了乱世的怪圈中。李雄时期，西晋帝国就已经在多重打击下灭亡，司马家族的司马睿南逃到建康，建立了一个偏安的王朝，那就是东晋。当成汉在李寿和李势父子的折腾下奄奄一息时，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的东晋已经有了征伐成汉这种割据王国的力量。公元347年，东晋派出荆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率兵攻打成汉。桓温的军队溯长江而上，通过长江三峡进入了成汉地盘，驻守在川东的镇东将军李位向桓温投降。此后，桓温留其部将与成汉守军相峙于乐山一带，他则自带一支轻骑昼夜兼程飞赴成都。在成都郊外，桓温三次击败成汉军队，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匆忙弃城逃往广元昭化。在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作为割据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他们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都客死他乡。桓温是东晋名将，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他相当多的轶事。从其中一则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名将身上的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桓温北伐经过故乡时，看到早年种的小柳树已长至十围，于是为之流泪，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但是，在对待平定成汉，防止蜀中再次割据的问题上，桓温一点也不浪漫，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容易被人利用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于是，他下令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这是成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毁城之殇。
时间是抚平创伤的最好的医生，对人如此，对一座城市亦然。当桓温以一个政治家的冷酷将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后，人事代谢，江山鼎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归于一统的隋朝时，成都呈现出一派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罗城的修筑。878年，唐朝皇帝――是时为唐僖宗――批准了高骈修建罗城的请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后由长安奔赴成都避难一样。这座名为罗城的新城，它以张仪所筑的秦代成都城为核心，再向四面扩展，不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还新开拓出巨大空间，以供此前已显得非常拥挤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罗城周长为二十五里，相当于秦城的两倍。更为重要的是，罗城将原来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罗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从而利用岷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环状护城河。同时，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划过并与此前开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市民的饮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毁灭性打击是宋元交替时期。众所周知，宋太祖惩五代时期军人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安全之训，将宋朝设计成了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由皇族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家。军事上软弱之时偏偏又列强环伺，因而长期采用金钱换和平的办法，虽与周边异族政权不时有摩擦，但总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里骑马射箭的女真人牧马南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康王赵构南逃杭州再续大统，是为南宋。与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势。在南宋和金，以及后来灭了金的蒙元的对峙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这时已不再像唐朝那样是安全而稳定的后方，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前线。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识到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便空前激烈，顺理成章的后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祸的频率便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种种考虑，主动放弃成都，将兵力压缩到川东一线，以确保长江中下的安全。按理，这时的成都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南宋军队的袭扰和不服蒙元统治的成都民众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为光火。这一时期，毁城和屠杀便是成都不断遭受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