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这些官员，徐清的心中也很明白，他们之中未来真正能够成为栋梁之才的，恐怕还是少数，而如何把这些少数拉扯出来才是最为关键的，所以通过这件事，也让几位宰相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几位有些与众不同的人才，也纷纷送上了橄榄枝，当然，以他们的级别，即便是送橄榄枝，也不会十分的粗暴，往往是既让你能感受到，又不会触碰到如今的权利阶层，从而让你能够在稳步中上升，既不会太过，也不会太慢。
至于徐宁这一边，则依旧如同原本的状态在快速运转着，整个工部衙门，也变成了除三司之外最忙的衙门，之所以排在三司后面，是因为赵思銭担任宰相主管金融之后，为了完成徐清交代的任务，可以说也是全力以赴，再加上赵思銭自己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以及宋朝的经济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故而若是论忙，始终还是赵思銭的部门相对更加忙一些。
在此之前，其实宋朝的税收是十分清楚的，税收大宗来自于农民，有的时候按照人头税，有的时候则按照土地来收税，除了土地税收之外，就是城市中的商业行为，这一部分的税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十分的稀少，毕竟即便是号称商业发达的宋朝，始终也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税自然是国家之重，更何况国家缺乏相应的监管渠道，所以想要从商人的口袋里抽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君不见即便是现代，许多商业公司也往往能够想出无数种办法来逃税，避税，更遑论是在古代，查税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再然后就是茶叶，盐铁的专卖税，这部分的税收在刚刚开国的时候十分丰厚，但随着朝廷机构越来越臃肿，其中的贪污和舞弊也是越来越严重，导致宋朝的盐铁生意不停的在扩大，但上缴到朝廷的钱却是越来越少，可以说到仁宗朝的时候已然是忽略不计了。
以上几种税大致就是宋朝政府每年的税收主要来源，三司使主要负责管辖的也就是这些税，相对于现代来说，无疑要简单很多，主要就是农业税，其他的税收，只是辅助而已，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商业税和工业税成为了主流，这其中想要收税就实在是太难了，商品税尚且还好，只要把控住生产源头就可以了。
每生产一件商品就计一次税，相对来说比较好统计，但个人所得税，工业水，公司税收就实在是太麻烦了，在古代，有一百种以上的税就能号称是苛捐杂税了，但放到现代，一百种税，绝对是轻徭薄赋的典型，以现代中国来说，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税种就超过一百种以上，至于整个国家的税种，更是不可以数字计，保守估计都在一千种左右，用来专门针对各个行业，比如燃油税，工业燃油税，汽车税，奢侈品税，个人所得税，商品税等等等等。
德国的一位贤哲曾经说过，人这一辈子唯一离不开的就是死亡与纳税，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无疑是一个事实，纳税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谓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放到古代，这一个国家若是有上千种税，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而如今的宋朝就处于转型的时候，机构依旧是原来的机构，但主要纳税的人已经发生改变，由农民和地主变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以及市民，这种转变速度是十分迅速的，而机构的改变速度却十分的缓慢。
同时符合现代财务税收制度的人才十分的缺乏，经济已经在高速发展，但税收制度却依旧停留在原地，毕竟就像法律一样，唯有当一个人先做出了一件人们所不容忍的事情之后，人们才会去制定法律，然后约束这样的行为，税收也是如此，你得先有从事这项行为，同时盈利的人，才会去向他们收税，这其中就需要时间。
而社会的进步如此迅速，导致这十几年的时间，出现了上万个行业进入盈利模式，从而税收的制定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同时相比起农民的纳税来说，商业税要想调查清楚实在是十分困难，现代有如此专业的税务审查制度尚且有漏网之鱼，更何况是古代社会，所以逃税漏税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即便朝廷严打，也很难遏制。
赵思銭担任三司使，掌管天下税收，宋朝的钱袋子，徐清给他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税收制度，以保证宋朝的税收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谓比较高的水平，就是全国产生的财富中，要有百分之六进入朝廷的口袋才行。
放到现代，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但在如今的宋朝，这个比例想要完成，是有着很大难度的，因为税收制度实在是太难制定，想要监管每一笔交易背后的数字，也十分的困难，以宋朝如今贸易的巨大，宋朝的审计机构起码需要三十万人左右的从业人员，而实际上宋朝如今专门查税有没有上缴符合标准的人不过才两万多人而已，且他们的知识还十分的欠缺，与现代专业的查税人员，有着很大的差距。
以两万人去做三十万人的工作，可想而知他们的压力有多大，而如今宋朝的税收地方加上全国，甚至连国家一年创造财富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一项数据正是三司使自己调查出来的，他们虽然很难去收税，但是做一个基本的调查还是可以的，毕竟只要看看新的建筑物，然后评估一下各地的平均工资，以及农业上的创收，大致上就能评估出一个比较模糊的数字，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大体上不会差太多。
而这一年，也就是乾元三年，公园一零六四年，宋朝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四千七百亿贯，最高不会超过五千四百亿贯，这就是宋朝这一年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同时在这一年，宋朝的地方收入加上全国收入，才堪堪突破一百六十亿贯，其中中央一百二十亿，地方四十亿，大概占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左右。
这一点几乎是所有工业国家初期的状态，十九世纪中后期，普法战争爆发，最终普鲁士击败法兰西王国，要求法兰西王国赔偿五十亿法郎，按照当时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两亿法郎左右，这样一来，法国起码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还清赔偿，这还得法国政府不吃不喝才能做到，若是还要维持政府的运转，起码六十年的时间，才能赔清这笔钱。
普鲁士首相脾斯麦显然是希望通过这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垮法兰西从而长期占领法国，完成自己欧陆霸主的夙愿，但却没想到，法国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很快聚集了超过三百五十亿法郎的资产，足足可以赔偿德国七次战争费用，从而让普鲁士不得不撤离法兰西的领土。
从中就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工业化已经进行了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各项制度早已经完备，但政府的收入却始终是远远低于民间收入的，这不是说政府不想收这个钱，而是实在收不了，这些资本家会用各种方法来偷税漏税，你想要去查出这些税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金融税，也就是银行税，更是困难重重，这可是发展一百年后的法兰西，而如今宋朝的发展才不过短短二十年而已，想要查清这些税收，可想工作压力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