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上了金沙滩的官兵，让梁山给包了饺子，包括关胜在内的诸多将领全部被俘虏，除了少数几个不幸战死的大，大多数都成了阶下囚。
而水面上的战斗还在继续，这方面，梁山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优势。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朝廷的水兵素质并不算差，或者说，整个北宋的军队素质都还是说得过去的，加上大船数量双方也旗鼓相当，小船数量甚至朝廷一方还多，所以水面上，梁山的舰队其实是稍微有些落入下风的。若非舰队突然折返，并且以一种一往无前的姿态横向『插』入战场，打了朝廷方面一个措手不及的话，最后孰胜孰负，这个还真的不好说呢。
可即便如此，肉眼可见，梁山的水军也已经开始落入下风。
朝廷方面，倒是越大越给力，他们不断的冲击梁山十二艘战船组成的防线，偏偏梁山这些战船还是横在水面上的，大家都已经感觉梁山的水军扛不住了，朝廷一方，已经发起了最后的总共，企图顺势冲破这十二艘战船组成的防线。但就在此时，距离梁山战船最近的朝廷官兵们突然发现，面前这些原本平整的船体上，突然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窗户。
是的，是小窗户，方方正正的。
“他们要做什么？”
“不会是想要躲在里面『射』箭吧。”
“哈，那有什么用？”
“不管他们想要做什么，咱们继续登船！”
大家纷纷喊道。
然而就在他们的话音刚落的时候，一个个圆形的黑『色』管子突然从小窗口里面伸了出来。
“这是什么……”
有人感到很奇怪，下意识的问道，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见头顶上的黑『色』管子里突然喷出一股火焰，并且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声响太猛烈了，震得下面的人耳朵都有些发麻，不过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他们愕然的发现，身后的水面上，一道道巨大的水柱腾空而起。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呆住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有水柱了？
但更让他们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随着第一炮打响，一炮接着一炮，开始在梁山水泊的湖面上开始升腾而起，当然大部分炮弹都落在了水力，只是扬起一些水柱，并不能造成什么有效的杀伤。但现在十二艘战船上，有九艘全都打开了侧面的炮窗。一艘船就有最少五到七门大炮，九艘船，这就是好几十门炮了。几十门炮齐『射』，就算八成的炮弹都打空，但也总有能打中的拿一两颗。
其中一颗，落在了一艘小型的兵船上，没有任何疑问，几乎是一瞬间，小船就拦腰折断，就如同被一只大手折断的筷子一样，喀嚓一声断成两节。上面的士兵瞬间就看不到人了，而小船也在接下来一两个呼吸的时间里化为一堆碎木板。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害怕的，最让人害怕的，是一艘不幸被两颗炮弹命中的战船。巨大的船体，像是被人狠狠推了一把一般，在湖面上迅速歪倒，上面炸开了无数的碎木屑和烟尘，一瞬间就有几十个士兵被抛飞而起。这才是最可怕的，当大家都觉得战船在水面上安稳无比，只有大浪才能摧毁的时候，梁山狠狠给他们上了一课。
只用了两颗炮弹，一颗打在了船身上，一颗打在了桅杆上，然后，这艘战船就失去了战斗力。
宋朝的穿用的还是硬帆，就是一块块的木板，被打断的桅杆倒了下来，上面的木板直接压在了甲板上，光是这一下，就不知道压死了多少人，而且失去了船帆，战船就失去了机动力，只能沦为被动挨打的货『色』。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炮火齐发，梁山水军用残酷无比的现实告诉朝廷官兵，这就是梁山的实力！
可能有人会说，北宋的时候有火器吗？或者，北宋的时候火器有这么强大吗？
事实上，北宋已经有火器了，而且并不算弱。
北宋发明火『药』武器的明证，当属1044年曾公亮和丁度奉敕编撰的军事巨着《武经总要》。在这部宋代军事大全中，详细列出了三种军用武器——毒烟球、火炮、蒺藜火球的火『药』配方。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其中，硝的比重大幅增加，比硫和炭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已接近后来黑火『药』硝占75%的配方，威力更是大幅度提升。
北南两宋，可以说是上承五代，下启金元，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科技辉煌，是华夏数千载史上足以自夸于世界的一座古典文明高峰。然而，大宋王朝在军事上的整体表现给人以“积贫积弱”的印象，从对仗大辽、抗衡西夏，到半亡于金，直到崖山亡于蒙古，似乎无不是窝囊受气、被动挨打之窘态。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弗朗西斯·培根，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不将火『药』与指南针、印刷术一起，誉为敲开人类近代文明之门的“三大发明”。
但中国发明的火『药』，此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中外发明权之争，从希腊发明说、欧洲发明说、阿拉伯发明说到印度乃至其他国家发明说，不一而足。近代西方更是一度将火『药』发明的桂冠直接戴在13世纪英国人罗吉尔·培根和14世纪德国传奇僧人施瓦茨等“有名有姓”的人物头上。
更让人气短与不平的是，将火『药』发明权最早拱手让人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而且还不是在自信心跌落的近代。
1487年，即明朝中期，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率先给出了“火『药』自外夷来”的说法。丘濬认为，中国自古缺乏制造火『药』的原材料，同时也没有对应的文献记载为支撑，因此火『药』必当传自外邦。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两人尽管时隔近180年，但对火『药』史考证的“结论”及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自信心跌落，加之西方日渐强势的话语霸权，使得火『药』发明权一度与中国渐行渐远。
之所以造成这种“怪相”，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丘、方二人将火『药』史与火器史“拉郎配”式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火器是火『药』的主要载体，对火器史的文献追溯便成为探究火『药』起源的关键。基于这种逻辑，丘濬却认为中国古来传说的火器不过是抛石机械或一般的纵火装备，并非真正的火器，与火『药』毫不沾边，故而火『药』只能是外来之物。方以智虽从唐代文献中查到“火树银花”之说，并推测“烟火”中应已使用火『药』，但拘于火器与火『药』一体的“捆绑”范式，依然接受了“烟火亦由外夷来”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