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后，山西商人又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机遇。这次他们不再依靠盐，而是依靠“钱”再次崛起。
当时山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叫做票商经济。票商经济的创始人名为雷履泰，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拥有一家商铺和一家颜料店。他经常遇到一些山西的老乡来店里问最近是否要回山西老家，能否帮忙携带一些银两给家乡的亲人。雷履泰从这个现象中发觉了暗藏的商机如果以半两银钱作为携带五十两银子回家的酬劳，那么帮老乡带钱所得的利润将远远高于买颜料的利润。于是他在北京创办了日升昌票号，专门帮山西老乡运送银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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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雷履泰创办的第一家票号行日升昌票号
运输白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并且长途运输非常不安全。雷履泰提出，只要将银两变成一张有识别性的纸，其实完全不需要搬运真金白银。为了实现这张纸的可识别性，雷履泰发明出一套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区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并且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甚至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雷履泰在1832年前后发明这种制度后，票号行就不需要跋山涉水地将银子从北京搬到山西。只要在北京的票号行取得一张写着汉字密码的汇票，回到山西平遥雷履泰的票号店，就可以凭借汇票获取相对应的银两。时人将此现象称作“汇通天下”。
山西人在全国各地开了四十多家票号店，每个票号都有很多连锁店，进而控制了当时全中国的白银汇兑市场。这就是山西人是通过“钱”实现的第二次崛起，这也是中国进入到现代银行的时代之前，中国人在金融业的最大创新之一。
当时全国重要的白银流通是两大官银，第一个叫京饷，就是各省每年押解到朝廷的官银，第二个叫协饷，即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省与省之间的白银流通。长期以来京饷和协饷的押解队伍均由官兵组成，但是到了1850年，随着南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各省之间的交流信息紊乱，白银的长途运输就更为麻烦和危险，此时朝廷也束手无策，只能将京饷和协饷的运输权交给山西人。因为山西人汇通天下，点广布全国各地，同时不需要运输真金白银，只要一套密码法就能解决让政府军队耗费大量资源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渐渐地，原扎根于民间的山西票号掌握了官银的运输权，也就相当于控制住了全国的金融行业。
山西的票商主要聚集在三个县平遥、太谷和祁县。这三个县互相之间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构成一个金三角地区。在票号的黄金时代，全国有51家大型票号，其中平遥人拥有22家，太谷人拥有家，祁县人拥有有12家，太原人拥有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有。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山西人控制全国金融业的壮观景象
日升昌、大德玉等众多著名票号就林立于平遥城一条窄街的两侧。这条青石板路长约200多米，宽约51米，是当年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媲美西方的金融中心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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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平遥金融街与纽约金融街
如此之多的票号，彼此间必然存在角逐，为此山西的票商们也进行了许多创新和改革，以保证自家票号在同行间源源不竭的竞争力。其中两项创新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而言极富意义。
第一项创新是股俸制，即所有的票号都由几户人家合股经营，所得利润则依据股份的比例进行分红。虽然“俸”和我们现在的“份”的具体概念不一样，但它已经可以被视为中国股份制的前身。第二项创新是顶身股。由于很多票号里东家和掌柜这两个身份是分离的，东家是投资人，而掌柜是实际的经营者。有些东家会赠予掌柜一些“顶身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的干股，允许掌柜年底参与分红，甚至在掌柜去世后，其家人仍然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享受分红权。当时山西票商就以这种分红股的概念，来激励掌柜兢兢业业地为票号工作，将他们的票号事业发扬光大。这是在西方的公司治理制度进入中国前，中国商人阶层进行的两次重要的商业创新。
但是，山西的票商们没有能高兴太久，很快他们就得面对票号的衰落。
山西商帮的第二次衰落，由两个因素导致。
首先，在票号发展后期，山西商人只和政府官家做特权生意。如前文所言，大清帝国全部官银，包括京饷和协饷，以及富人阶层所有白银的搬运汇兑，全部交由山西票商负责运作，因此山西票商无暇也无兴趣回归民间生意。在山西票行到达极盛之时，山西票商不仅控制了中国中央财政和地方省级的财政运输，还垄断了县、府级白银运输行业的准入资质。在雷履泰发明票号至1884年前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民间商人办票号和钱庄是不需要获取政府审批的，但是当山西票号控制了中国整个金融业后，这些商人们就游朝廷，最终令政府出台“部贴制”民间商人必须在获得朝廷许可的条件下才可以开办票号。这使得部分票号商人和政权形成勾结，从而建起行业垄断的壁垒，最终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同时，为了维持这些部贴，票号商人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物质利益给朝廷的命官，加强这一官商勾结体系。
虽然这种方法获得的垄断利润极其巨大，但是实际上它也导致了票号的创新能力开始走向终点。当然，如果整个市场一直保持不变，那么也许这些山西大票商还能够和他们的盐商前辈一样独享盐利百年。然而，就在1世纪末期，西方的银行制度进入了中国。
184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西方银行，是一家名为丽如的英资银行，它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开设了银行。18年，严信厚、朱葆三等几个浙江人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所以，山西票号的运营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票号实际上只有汇兑业务，但是银行却具备除此之外的存款、贷款等更多业务。相比较银行，票号模式单一且落后，竞争力大大弱于银行。
当时山西票号内部有一些思想较先进的人士给平遥、太谷、祁县的老东家们写信，陈述票号未来的前景堪忧，应该及时向银行转型。但是老东家们却并未感觉到危机的迫近，他们拒绝变化。105年，朝廷决定开办户部银行，也就相当于彼时的中央银行。一些官员就写信邀请关系较好的山西票商们投资入股户部银行，可是这些山西老东家们仍然认为自己的票号事业很好，没有必要转投银行，结果江浙的商人成为中央创办的户部银行的几大股东。可以，105年拒绝参股户部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落的决定件。之后的几年现代银行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在各个城市纷纷兴起，马上就对票号形成围剿之势。114年，山西票号的末日终于来临。
114年10月，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公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山西票号中规模大的日升昌票号，也就是前文中由天才雷履泰创办的日升昌，在114年10月倒闭了。
而今年，2014年，正是山西票号倒闭一百年的纪念日。
任何一个产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关注 ”songshu566” 威信公众号，看更多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