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8章 集权优劣
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于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劝告朱d，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d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w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b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朱d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
会上，毛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
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开始后，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
很明显大家没有毛的眼光和智慧，看不到此战的危险性，无奈众人被打鼓新场的利益吸引，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
在毛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
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战役结果和历史的结论。
事实证明，毛的意见是正确的。
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兵，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不肯轻易退出，就用要挟的口吻说：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政委了 ”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
张闻天一见毛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
“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前敌总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
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更为不堪设想，这时已经是深夜了，但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毛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的意见，打算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接受了毛的意见，使毛有了转机。
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接到新情报，增援的敌人到了，事实证明毛的判断是正确的，看到情报所有人也都知道这场仗不能打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也就取消了，毛也复职了。
从毛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的思索。
他向周w来、张闻天提出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多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的意见有理，他根本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
如果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难道也要执行吗
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不是怡误战机，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3月12日，中央政z局会议讨论了毛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王、毛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当时，周恩来听到毛提出要重组“三人团”，也确实吓了一大跳。
前面因为“三人团”的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带来巨大的灾难，才刚刚过去，那么深痛的教训难道不深刻，怎么要重组“三人团”
毛非常自信的说：我们这个“三人团”跟他们的“三人团”不一样
很明显前面的“三人团”是只会打败仗的“三人团”。
现在的“三人团”是能打胜仗的“三人团”。
周恩来此时也非常清楚，只有毛才是能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人。
而且周恩来听到毛的提议，新“三人团”是毛、自己和王稼祥，他很清楚通过前几年“三人团”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他知道自己在军事指挥才能严重不足，王稼祥也不懂军事，毛又提出自己再次做总负责，让王稼祥加入，也是希望自己和王稼祥能为他保驾护航，让他能更好的指挥红军作战。
其实非常明显，新“三人团”就是毛说了算。
正因给了毛绝对的指挥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毛的领导指挥才能，才使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夺得了全国政权。
没有这个高度集权，也就没有这个伟大成就。
有专家还提出，苏联在文化上，施行也是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文化也是应该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的。
对于官僚问题，很多人把这个归结到集权体制上。
他们认为，由于苏联的集权体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从而使得苏共的官员和干部中饱私囊与贪污严重。
以权谋私在各行各业及各个领域泛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执政者的年老体衰， 思想愈加保守僵化， 不思改革进取， 使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在国家中诞生了一批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 300 万之多， 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在苏联强大的官僚体制下，还形成了以苏共官员和干部为首的庞大特权利益集团，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这一利益集团也成为了苏联进行改革最大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