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周围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寂寥时，翻晒陈年往事，写一些无聊的文字，打发无聊的时光。
站在马路边，看林立的高楼把晴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太阳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蒙着厚厚的眼翳；马路上的汽车蜗牛般地来往穿梭；人行道上年轻的情侣旁若无人地亲昵；相濡以沫的老人互相搀扶着前行；雍容华贵的夫人拉着宠物悠闲地漫步；清洁工不停地捡拾着人们丢弃的废物。大脑的某个角落，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我过世已久的伯父七十年前，伯父曾经用双脚，不停地丈量着古长安到南泥湾的距离。
请别误会，我的伯父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也不是什么“地下工作者”。他之所以来回穿梭于西安到南泥湾之间，完全是为了生计。
幼时，刚刚临盆不久的太阳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显得亮丽而调皮。蝉在引吭高歌，听得见庄稼拔节时的声音。老槐树下，伯父用衣服袖子把一只甜瓜擦了擦，扳成两半，多一半给我，少一半留给自己。我接过甜瓜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辆汽车驶过，扬起一溜长长的灰尘。伯父盯着汽车看，嘴张着，满脸惊奇：日鬼，汽车不吃草，比牛跑得快。
我晃头晃脑地啃着甜瓜，批驳着伯父的愚昧和无知：还讲究是大人哩，连这个都不懂，牛在汽车肚子里装着，咱看不见。
伯父把我搂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稚嫩的脸蛋，咯咯笑着：我的侄子比我强，懂得比我多。
转瞬间，风吹草长。我背上了书包，坐在教室里，跟音乐老师学唱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尾巴、一个没有脑袋，真奇怪稍大点，终于理解了儿歌里的“老虎”其实就是比喻汽车。那年月汽车少得可怜，孩子们看见公里上跑的汽车以为遇见了老虎。
人一上年纪就是这样，眼睛越看越近了，心事越想越远了。有些事发生在昨天，今天已经忘记；有些事却刻骨铭心，历经磨砺，时间越久越清晰。沿着岁月车轮碾轧过来的辙印回望，眼前的高速公路变成了荒草萋萋的秦直道，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爷爷奶奶饿死在老家蓝田，十八岁的伯父把刚满六岁的父亲背在肩膀上，翻山越岭，沿路乞讨，来到凤栖落脚那时，伯父白天靠打土坯维持生计，晚上弟兄二人睡在烂土窑里相依为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用父亲的话说：“屙泡屎也要屙在别人家田里”。
扯远了。这些陈年往事现在还有谁听有时在饭桌上谈起我家的过去，儿子们宽容地笑笑，表示理解。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孙子们却不屑一顾地反驳道：怪他们没本事活人
是呀，杨白劳如果活在今天，肯定被人瞧不起。现在社会上把那些依靠简单劳动获取温饱的人们叫做“弱势群体”。可我总觉得，正是那些弱势群体用精瘦的肩膀，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每当我看到拾荒者用枯萎的双手在垃圾桶里翻检人们丢弃的废物时，心里总涌上一股潮潮的湿润，感觉到他们更像我的父辈请别误会，我对那些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精英们一向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应当得到丰厚的回报。正是由于他们用超凡的智慧，打造了现代文明，使人们远离愚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那些现代的“杨白劳”们
又走题了，有“杞人忧天”之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顶两门，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每逢过年，父亲给我穿戴一新，拉着我的手，去给伯父拜年。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屁股撅起，头挨着地皮，口里喊着：伯、侄子给您拜年了。这时，伯父盘腿坐在炕上，脸上笑着，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哥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亲还亲。是呀，为了父亲，伯父终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跟父亲结为夫妻。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话说：“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
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羁绊；思绪像一团乱麻，漫无边际；思绪更像一杯酒，让人眩晕、迷恋，还有那么一点苦涩。
妈妈生下妹妹以后，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远远的什么地方，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痴如迷。以后好多天，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电对于我们来说，神秘而遥不可及。
那年月，什么都奇缺，唯独太阳笑得灿烂，显得肆无忌惮。早晨，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卖包子咧”。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叫卖声里藏着诱惑，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下同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爬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做摆设用。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后来有了煤油，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也不常点，只是偶尔用用。天刚麻麻黑，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哄我钻进被窝里，然后天上地下，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
听伯父讲，我们老家住在陕西蓝田县一个叫做支家沟的地方，那个村子座落在西安市和蓝田县的交界处，闲暇时，村里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庙里看戏，看完戏后又成群结伙步行回到村里。可见我们村离西安市并不遥远。
伯父并没有讲过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灾难，只是说关中平原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到麦收季节，四面八方赶麦场的麦客全都涌到关中，割一亩麦子两毛钱，他一天割过五亩麦子，挣一块现大洋。
唉，伯父一声长叹：可惜那样挣钱的好日子并不多，一年只有几天。伯父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父子两个陕北人到关中赶麦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惊呆了，父亲对儿子说：这么多的麦子三年都割不完，咱们干脆到庙里睡觉去。父子俩睡了三天，起来一看，只见麦子全部割完运走了，农民们为了赶秋种，在割完麦子的田里已经堆满了农家肥，父亲又对儿子说：哎呀呀，咱们幸亏没有割麦子，你看，田里热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