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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地，幅员辽阔，丰富的物产和水土资源孕育出了伟大的古老文明。
但是，若论起矿产资源，恐怕就只能算作“地大物薄”了。
李曜已经参政议政了好几年，当前唐朝境内的金银铜匮乏到何种程度，她可谓是一清二楚。
依唐令，天下诸州每年常贡，皆应当为本地土产之物。
如武德十四年，唐朝境内有上百处铜矿场，岁贡纯铜六十多万斤，按照后世的计量方法算下来，总共还不到四十吨。
随着唐朝经济的不断繁荣，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量亦越来越大，可官府的铜储量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只能默许以物易物，或以绢帛为硬通货，来弥补官方制钱数量的不足。
正如香山居士的卖炭翁里面那段“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样，唐初价值还算尚可的丝织品，到了以后肯定会出现“钱贵帛贱”的现象。
而绢帛等丝绸恰恰又是大唐最为重要的对外出口商品，所以“钱贵帛贱”很容易导致唐朝在互市交易里总是相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绢帛价值的降低，又会使得铜钱需求缺口的扩大变得越来越难以遏制。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传统的办法不外乎有两种：一是降低法定货币的成色从而增加流通数量，二是限制和禁止民间铸造铜器。
前一种办法的弊端极大，完全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官方开了铸造劣币的坏头，在利益的驱使下，那民间自然也会跟进。只要市面上不断出现私炉盗铸的假币，“开元通宝”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面临钱币流通的混乱局面，饶是官方出台严刑峻法或以好钱换劣钱，到得最后也无济于事。
至于第二种办法，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由于受到“帛贱钱贱”的影响，作为唐朝制钱主要材料的纯铜成了保值品，从而造成铜与钱比价失衡。
严重如中唐时，甚至还曾出现过一枚铜钱没有钱里的铜值价的奇葩事儿，所以不难想象限铸令和禁铸令所起到的效果，无疑都是差强人意的。
李曜作为先知先觉的穿越者，自然知晓唐朝当前这种单一货币体系存在着哪些严重缺陷。
以千年之后人们的眼光来看，似乎搞出几家银行，发行占资源极少的纸钞才是这个问题解决之道。
要知道，如果没有后世先进的防伪技术和坚实的金融基础，结果只能如同宋、元、明三朝推行的纸币政策那样，不是被伪钞冲击得金融秩序彻底崩溃，就是滥发纸钞，引发通货急剧膨胀，民怨沸扬，以致天下板荡。
所以，若想避免唐朝重蹈覆辙，让华夏文明不走弯路，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按照已然成熟的财政制度，为大唐建立一个金、银、铜的三级货币体系。
当然了，在华夏的历史上，想到这一货币体系的明君贤臣也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受限于国家的自身条件而根本无法推行罢。
因为，与治下的人口相比，中原王朝这金银的拥有量实在是太寒碜了。
比如隋唐时期的金银产地主要位于南方地区，其中绝大多数金场、金坑分布在岭南道、剑南道那些道路崎岖难行的崇山峻岭之间，并且常年为当地土著豪强所占据，唐朝每年从全国诸州收取的贡金远远低于当地的产量，最多也不过二百余两。
而白银比黄金的产地范围要大一些，在武德年间，贡金之州有十几个，贡银之州则有三十多个，少数属于江南道，多数集中在岭南道，除了一、两个州岁贡白银可以达到五十两以上，余者平均仅有区区二十两。
由此可见，唐朝每年收取的贡银很难超过一千两，只能将其当成贵重物品，而无法用来打造流通货币。
事实上，这几年李曜也曾试图凭自己的记忆去挖掘那些后世才开发出来的本土资源，但在关中进行一番实地考察之后，结果令她大失所望。
这些富矿几乎全是深层矿体，而且地形环境复杂，除非拥有先进的机械设备，否则根本无法进行开采。
如果李曜这“金银年产可抵我大唐本土两成”的说法无误，并且矿场能够直接归官府所有的话，那么“马尔基安纳”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聚宝盆”了。
所以，李渊听了也颇为动心，只略作思考，便问道：“此女何在”
对于正处于上升期的大唐王朝来说，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简直不言而喻，李渊他可不认为马尔基安纳遥不可及如今吐谷浑也覆灭在即，解除了河西走廊的外部威胁之后，西突厥必然会成为大唐的下一个征服目标，而且唐军连战连捷，使他信心十足。
李曜随手将树枝扔到路边，含笑答道：“居于怀远坊。”
“好”
李渊显然拿定了主意：“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等过了这两天，为父要好好瞧一瞧那位远道而来的波斯公主。”
武德十五年九月十一日，波斯公主以斯媞杜赫特奉诏入宫面圣，被唐皇李渊赐姓李氏，封朱阳公主，赠食邑三百户，并获准在怀远坊内开府，以斯媞自此改汉名为“李思媞”。
耐人寻味的是，李思媞虽为公主，却得赠紫色襕袍、金玉带、大纛、鼓吹、幡旗等，其待遇与唐朝的藩属国王完全相同。
而得到老皇帝和护国公主撑腰的李思媞大胆地放开了手脚，整日抛头露面，忙于联络那些寓居长安的波斯商贾和流亡贵族，就连许多粟特人得到消息，也跑上门去凑热闹，大多数人只为一睹公主的芳容，饱饱眼福，但也有少数人带着投机的心态，想要与李思媞认真地结识一番。一时间“朱阳公主府”的大门前车如流水，拜访者几乎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