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华100亿华元采购很大程度减缓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不过效果只是一时的。
获得采购资金的美国企业家在售出自己的工厂和商品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紧紧的握住手中的货币，不愿意再去投资和开办工厂。
1878年1月，美国总统威廉·配第因为面对经济危机无能为力下台，亨利·阿丁顿成为新任美国总统。
面对当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亨利·阿丁顿总统认为提高人们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决定采用受众面最广的收音机来对美国群众讲话，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上任的第二天，就安排技术人员调试好广播，亨利·阿丁顿以非常平民亲切的语言叙说着国家面临的情况，以“我的朋友”拉近与美国群众的距离，就像一家人围在火炉旁，老人慢条斯理的对着家庭的情况娓娓道来。
亨利·阿丁顿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影响力空前。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
亨利·阿丁顿在炉边谈话里对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直接承认，不过告诉美国人们不要担心恐慌，国家会出台相关政策来解决目前面临的情况，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政府不会让群众失望。
“炉边谈话”之后，亨利·阿丁顿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亨利·阿丁顿首先对金融业开展改革。亨利·阿丁顿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
在亨利·阿丁顿的要求下，2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2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874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
亨利·阿丁顿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
纽约时报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878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
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879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
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亨利·阿丁顿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
亨利·阿丁顿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
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亨利·阿丁顿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亨利·阿丁顿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
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
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
亨利·阿丁顿还吸取北华的成功经验，开展社会保险，亨利·阿丁顿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亨利·阿丁顿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关于最低工资，亨利·阿丁顿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
以立法形式规定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
亨利·阿丁顿对美国的改革是成功的，美国经济在第三年就有了好转，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