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何军权的父亲何明华
时间:2006年12月28日
地点:何军权家
采访人:泉溪
何明华，何军权的父亲，祖籍重庆市垫江县白家乡莲花村。1959年参军，在西藏自治区服役。1962年复员。荆门市农业局原种场职工，现已退休。
何明华说，何军权的故乡应该是在重庆市的那个小山村里。1976年7月，何明华挑着一担箩筐，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乘船沿长江东下时，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山水，那个当时叫四川省涪陵地区垫江县白家公社莲花大队四队的地方，就远远地留在了这条江的上游，留在了这一家人的身后。父亲何明华之所以坚持认为那是自己的这个幺儿子生命出发的地方，是因为何军权此时像一颗胚芽一样生长在他母亲的肚腹里。他参加了这次举家迁徙孕育他的地方是那片祖先的山水。
时隔三十年后的2006年深冬，何明华回忆起那次迁徙时居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一年他年近七十岁了。老爷子戴着那种雷锋式的冬装军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大衣，臃肿而实在。他的脸呈黧黑布满皱纹，但声音却有着金属一样的质感，铿锵而果断。回忆起那次跋涉一千多公里，改变了家族历史的迁徙的原因，他说，没办法，要活命哪何军权头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候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没现在这么严，只是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最好，当时干部们宣传说“一儿一女是鲜花，多儿多女是冤家”。但生三个四个的家庭也很多，国家管得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有一天，我们在田里做农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田埂上扯闲话，不晓得怎么就扯到生娃娃的事上了。生产队长开玩笑，说，不是我欺负人，何明华屋里的方言，妻子。就是抱个磨子压都压不出孩子来了。
讲到这里，老爷子嘿嘿笑着，一副得意的样子。是不是那个时候军权就已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了呢或者说，老爷子骄傲于自己最终打破了生产队长的预言，并让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世界冠军总之，老爷子讲到这里时皱皱巴巴的脸笑成了一朵灿烂的老菊花:
我们离开老家一是我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劳动价值不高，一年忙到头只分得到、三百斤粮。孩子一多，人都养不活。相比之下湖北田多人少，劳动价值也高，粮食也多些。再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年轻气盛，又没读多少书，脾气暴躁得很，与干部们打交道动不动就喜欢“蹦”起来。说好听点就是爱打抱不平，说不好听些就是爱和干部“抬枯扛”抬枯扛:方言，指话不投机。我们家一共有五弟兄，四哥当兵转业后分配在荆门炼油厂工作。我就想，干脆走了算了。于是就给我四哥写了封信，说你们如果能找到接收的地方的话，我们就到湖北，呆在老屋里不行。四哥在他们单位上是个干部，与工厂周围的生产队关系也很好，就找了一个地方让我们过来。1976年，我们全家离开老家，搬到了荆门。军权那时候还没有生，揣在他妈肚子里，我挑着一担箩筐，他妈牵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路上走路、坐船、搭汽车。7月25号我们一家来到荆门。
我们先是在革集村住了几个月，借的人家的房子住的。那是一片丘陵地带，村子里横七竖八着几座房子，旁边长着几个大树还有几片水塘，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水田。田肥得很。初来乍到，条件苦得很。腊月17军权就出生了。军权出生后我们又搬到原种场。那里是荆门县农业局专门培养水稻种子的单位。刚到荆门，人生地不熟。虽然我四哥在炼油厂，但毕竟不在一起，那段时间就漂着，难得很。去给军权上户口，公社管户口的一个女同志说，你看我们这里有哪个像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生娃子。你已经有两个了，这个娃子上不成户口我一听，倔脾气又上来了。想，这娃子又不是在湖北怀的，我们也不晓得这里管得这么严啊我就对她说，那你看怎么办呢把他捏死了算了说是说，那个女干部还是很快就把户口上了。
我问，您当时多大年纪了
老爷子说，快四十了。
我说，在我们这里，那个时候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也有，但不多。
她是欺生，看我们是外地人。老爷子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虽然语气平和，脸上也挂着笑容，但想像得出当年他的愤怒和执拗。
我也相信老爷子的话。欺生也算是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特别是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和时期，但我想，这件事可能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
后来不是也上了吗我说。
老爷子笑了。父亲何明华。
老爷子继续说，军权出生后，蛮逗人爱，左邻右舍也都喜欢他。我也非常喜欢他。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月母子月母子:方言，做月子的女人。营养跟不上，奶水就不够。刚好革集村有一户刚从河南迁过来的人家，女人生了孩子，一点奶水也没有，就抱了孩子到处讨奶吃。讨到我们家，军权妈可怜那孩子，就天天喂那孩子奶吃。本来奶水就不够，再加上一根篾劈两半，军权的营养就明显跟不上，体质很弱。长得黄皮寡瘦，说话走路都迟得很。两岁半时，一天早上我给他穿衣服，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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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他咳了一声，吐了大拇指那么大一口血。我骇极了，把他抱到革集医院请医生看，医生让孩子住院，打了一天针。第二天，医生说，这孩子体质太差了，最好是输点血补充一下。我问那要多少钱啊医生说60块钱。我又问要输多少呢医生说你要是有钱，就输个20。现在血库里没有血，你们自己去找血源，看有哪个愿意卖血没有我一想，去哪找呢病房里有个本地人，他说，革集村有个人卖血，你去找找看。我按他说的地方到村子去找，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人的屋。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大口阔，房子也破得很，一看就晓得家景很困难。我把买血的话一说，他就满口答应了。按医生的交代，我问了他血型，刚好也相同。我站在他们家天井里，他拣了一把断了背的椅子给我坐，他就站在那里与我说话。看样子是个老实人。也没有多话，枯坐了一会我就出门回家。在大门口，他突然交代我，让我莫做声，不要让别人知道了。干部不让他卖血，怕卖了血就没有力气做农活了。他让我第二天去找他的时候，往田头一站，啥子也不要说，他就知道了。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容易。贫困、疾病像影子一样跟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了生存，或者说因为一种血脉繁衍的本能，人们在与苦难做着看不见的抗争。甚至这种抗争是不自觉的，没有清醒意识的。第二天，我去找他，他果然正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做农活。田里有很多人。我就往田埂上一站，也不做声。他见了我，也不做声，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放了工，他回家洗了一把脸就和我一起到了医院。那次，我咬咬牙，一下子就让医生给孩子输了12血。哎呀，那就管用哪面黄肌瘦的人，血一输完，看着看着就红光满面起来。刚输完血，军权就在床上对我说，爸，我要出去玩。我说，你能走啊他不做声，人还是有点虚。我就抱他出去，放在医院门口的花台的砖沿上。他当时就又蹦又跳，我心里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