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章妇女运动
人民党在这里也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参议院审核通过了《北疆国防军编制案》，明确规定目前东北三省、内蒙古和山西军队编制为9师12旅，给新疆、蒙古和甘肃预留了3师5旅，接着又通过了《中华民国试行军衔编制案》，基本同意了东北方面提出来的草案，共分五等17级，决定先由北疆国防军试点。
这个提案等于是在法律上把北疆委员会的军力决定了下来，袁世凯心里百般不愿意。但一来参议院已通过了议案，不在表面上服从不行；二来秦时竹刚刚和他达成了军火协议，他不能翻脸；三来，北疆国防委员会主任陆尚荣还带兵留在京城，他的面子也不能轻易驳回；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秦时竹要求的编制是只是对现有部队的承认，换句话说，即使自己不认可，也能在事实上予以存在，老袁是讲实力的，不会太在意面子上的东西。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袁世凯是寸步不让的，直隶是北方的心脏，他的根据地，直隶都督的人选对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他毫不含糊地加以反对：“南军北来和自举都督两事，关系甚大，万不可行。”但是，在面临其余两股势力夹击的不利情况下，袁世凯也被迫让步，最终答应，如果王芝祥不领兵北上，出任直隶都督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如果不答应，就得考虑人民党提出陆尚荣调任直隶都督的候补方案，那可就更加棘手了。
整个进程，突出反映了秦时竹的“两手抓”思路，袁世凯是信奉实力的，孙中山和同盟会是信奉民主的，人民党就以实力对付袁世凯（派陆尚荣弹压兵变）。用民主对付同盟会（北疆案对定都案的交易），都是相当成功的。
但在东北方面公开支持定都北京，一再在参议院通过对自己有利地法案，同盟会为什么依然没有抗争的勇气，没有撕破脸的决心呢？那是因为秦时竹把住了孙中山的命脉――《临时约法》。无论编制案还是军衔案，时机都选在参议院对《临时约法》进行二读、三读的关键时刻，等于充当了敲门砖的作用……
按照设计，《临时约法》本来应该成为过渡时期的宪法。但在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和定都北京后，突然具有了现实意义，是孙中山用来制约袁世凯的三道防线中地最后一道。《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将总统制修改为内阁制，总统任命官员需要得到国务总理副署，且需经过参议院审议批准。
人民党为自身争取的好处是，在过渡阶段，即正式宪法出台前。所有涉及北疆事务的议案，还需要经过北疆巡阅使的副署才能有效，对北疆巡阅使的任命，需要大总统提名，临时参议院四分之三以上议员出席。以半数以上多数方可通过。实际上，北疆议员就占了四分之一以上，因此除非秦时竹主动辞职，换人议案是绝对通不过的。
就在为这些问题各持己见、大吵特吵的时候。临时参议院又突起风波，有人要否认其合法性。原来南京方面因财政困难，不得不向外国借款。先是江苏籍参议员杨廷栋、陈陶遗和凌文渊提出辞职，说南京政府未照法律程序，擅自以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的资产抵押，损国害民，不尊重临时参议院。这其实是人民党方面地有意为之，是为了在临时约法通过前对同盟会力量施加压力。但紧接着湖北籍的时功玖、刘成愚和张伯烈也相继提出辞职的原因就复杂了。起因是南京临时政府与俄国道胜银行谈判借款的事宜，合同规定该行借款150万金镑，借期一年，以中华民国税收为抵押。实际上这是两大政党成立后，非同盟会、非人民党系政治力量的自我示威。
三人辞职，社会上立刻掀起一股反对向道胜借款地风潮。黎元洪发起反击，利用民社名义通电指责南京政府。7日，共和建设讨论会致电孙中山“请将参议院立时解散”。有人在会上说。举借俄债，损失主权。贻害国民，连亡清都不如。9日，共和建设会、民社、社会党、大同公济总会、工商勇进党、共和宪政会、农工统一会、华侨联合会联名发表通电，声称以后参议院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倘若涉及国家主权，“概作无效”。
这种情绪，突出反映了众小党对于两大势力把持参议院的不满，不过，秦时竹对此倒是满不在乎。他认为，要摆平他们，其实很容易，有了吴景濂和张謇就足够他们喝一壶的了。在这个时代，民主地时机并不成熟。在这点上他和袁世凯的心态是一致的，但是，他又不会象袁世凯那样*裸地搞独裁。秦时竹坚持认为，10年内民主可能搞不起来，但10年后如果再不搞民主，就违背了历史的潮流。果然不出所料，吴景濂以议长的身份驳斥道：“本院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公布《临时约法》亦载明10个月召集正式国会，在此过渡期间，由临时参议院全权行使主权，依据事实不同而区别对待之，何谓‘概作无效’？”
袁世凯很乐意看到各党派之间的相互斗争，但他究竟是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总统，否认了临时参议院的权威，等于间接否定了他地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声明临时参议院继续有效，黎元洪见事情闹大，也同意参议院继续有效。
最后，参议院接受了这三人的辞职请求，由黎元洪另行改派，但作为让步，参议院方面也推翻了借款的草案。一方面安抚了舆论，另一方面又对同盟会方面捅了一刀，这个结果也是老袁所喜闻乐见的。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孙中山迫于压力混不下混不下去，只能提前解职。
孙中山确实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来自于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地方――妇女解放运动。在革命大潮地熏陶下，不少妇女走出了家族，走向了社会，突出自我，张扬个性，构成了一道靓丽地风景线。许多城市青年妇女，尤其是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竞相把长辫剪为短发。各种发型标新立异、争奇斗艳。服装也变得多样化和实用化，线条简洁、款式美丽地衣服成为了她们的最爱，那些过于繁琐的旧式衣裳早就被她们抛之一旁。逛商店、逛公园、逛马路、吃大餐、上戏院已成为都市青年男女社交娱乐消遣的新方式，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变化就更加显著。
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保守的人而言，不异于翻天覆地地变化，但对于某些激进的女子来说。却还远远不够。她们不仅要求打破束缚自由的清规戒律、三从四德，而且要求参政、维护女权。不仅成立了法政研究所、女子学校，还创办了女界学刊，做了大量的女子教育和组织工作，并且一再发起上书。要求男女平等和参政权，并要求将她们的主张直接载入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