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冷静。”当电梯再向施耐德诊室的楼层上升时，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很多年之前，小钉子好像也是这样，当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时，他会面向墙壁，嘴里念念有词，“要冷静，要冷静。”那时候他已经长得很高了，膝盖上纵横着快速生长的纹路。有时候，我会从他身后，看到他从耳朵下方伸展到后颈的青春痘，心里想着，精力旺盛的少年人想要平稳地度过青春期，可真是不容易啊。
电梯门打开，当我又通过走廊的时候，我忽然被窗户外面的景色深深吸引了。
刚下过雨，远处的山峦上方已经看不见刚才空旷又悠然的蔚蓝，此时压上了一层密不透风的铁青，庄重又肃穆色彩无边无际，极富力量地压迫下来，仿佛浸泡了某种浓稠厚重的质地，映衬着山顶一重重凌厉的尖角，有种末世的、审判的意味。
山峰在挣扎挺立，天空已不是天空。
我想起凯特·阿特金森的《生命不息》中，女主角在面对战争时的一片臆想，英国人的灵魂离不开夜莺、玫瑰、后花园里种植的豆子，德国人的灵魂则是与连绵的晶莹雪山与山顶勇敢的神灵同在。jan浓密的眉毛、清澈的眼睛、坚毅的两颊轮廓和饱满的唇总是让我忆起那些文字。
（“我总是忘记你是外国人，但当你给我分享音乐、电影和书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人所属民族的历史、文化，会为那个人的底色带来多大的影响。jan，我们很多的概念是不同的，你的悲凉，与我的悲凉是不同的。”）
“在看什么？”berber悄声问。
“德国的雨、德国的天空、德国的山脉。”我喃喃地说着，疏离地说着，这一切词汇和我好像毫无关系，又好像深入骨血。
我推了诊室门进去，嘴角泛起一些平静的笑容，刚刚的咖啡让我的精神振作了很多。
施耐德跟着我们同时落座，“下了雨之后通常会令人精神爽朗，觉得舒服一点吗？”他的神情看起来比刚才和蔼可亲得多，berber说得对，他并不是一个要难为我的人。
“是，你们这里有很好的花园。”
“哦？您有种植花草的习惯吗？”
“我有一个小阳台，会种一些花。我外婆从前有一个不错的园子，有花有菜，很花费时间。”
他笑了笑，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喝茶。他的手指很白皙，他们的皮肤都很白、很匀净，但jan的手指关节有一些灰暗的颜色，jan的眼眶也总是笼着一圈灰色。
我也啜了一口茶，温热的时候，它并不算难喝。
“我知道这里的谈话多多少少会给您带来不适，莫女士。”施耐德放下茶杯，习惯性地捏着他白皙的手指，“我很感激您的直率和诚恳，您做得非常好，请保持下去。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在这里的谈话内容中，没有需要挖掘的所谓‘真相’，没有任何值得批判的行为，也不会提供心理治疗的服务。我们只是在陈述人生的一段经历。（jan，你这样纠结太没有道理，那只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我想您能够了解，几乎所有来到生物技术中心的克隆业务申请人都抱有遗憾，遗憾是驱使他们到来的最重要原因。之所以遗憾，大多因为他们所爱之人的离去方式不太平常，太过突然，或者太过偶然。所以，你不必思虑太多，不必太过谨言。我们的接受程度并不狭隘，死亡的方式多种多样，悼念的方式多种多样，正如生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我现在明白了。”我点点头。
“毕竟在疫情之后，顺理成章的事已经越来越少了。”他灰蓝色的眼睛从眼镜的上方望过来。
“我同意。”我抿抿嘴唇。
“那么，”他低头看向手里的笔记簿，“在最初的悲痛过去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你特别记住的事吗？”
“我记得……第一次我没有流着泪醒来的那个早晨，”我垂下眼睛，记忆是如此一清二楚，“我早上醒来，躺在枕头上，看着卧室里衣帽间的帘子发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从此，家没有了，等将来孩子去上大学了，我就会永远独自一人，独自走完人生。’”
“这是你第一次想到自己吗？”施耐德敏感地问。
“哦，对，也许是。”我望向他，“很有意思，我记得年轻时曾和朋友讨论，人在失恋时究竟是为了远离的对方哭泣，还是为付出良多的自己哭泣，那时候我们都认定是后者，毕竟，再令人憧憬的爱情，也不会高于人对自己的怜惜。可是恋人的死别不同，我总是想，为什么死去的是他呢？为什么是天资卓越、理想远大、锲而不舍的他，为什么不是平平无奇的、毫无野心、得过且过的我呢？我一直都是为了他哭泣，为了那个咬牙熬过地狱的病痛，努力想活下去，努力想争取幸福的他不平，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多么令人心痛的人生。
“那天早上，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命运真是尖锐，总是挑选人们心尖上的东西掠夺。我需要什么呢？堆积的金钱、有名望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傲人的美貌？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是希望遇到那个能够互相理解、尊敬、真心爱慕的人，永远和他站在同样的立场，对抗或享受这个世界。我竟然遇到了，这是我遇见的最珍贵的东西，我把它一点点抓牢，我以为它已经不可能再消失了，但是这个至美的泡沫还是手心里破掉了。”
“你形容它在你的手心破掉，你有觉得内疚的事吗？”施耐德问。
“是的，我有内疚，这份内疚如此强烈，险些把我们所有完美的记忆都吞噬掉。”我深深呼吸。
“那是什么，是导致他死亡的间接原因吗？”
我困惑地看向他，“不，我想并不是。”
施耐德把话题又拉回来，“当你的注意力回到自身之后，你的心态有什么改变吗”
我喃喃重复了一句，“有什么改变……”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我说：“我第一次发现‘永远’这件事是不存在的，人们想象中的‘永远’其实拘泥在短暂的时限内。这想法也许很消极，但它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不会‘永远’悲伤和孤独下去，我只会在短暂的生命里悲伤，在有限的时间里孤独，我迟早会得到最终的解脱。
“想到这些之后，那只紧紧捏在我心脏上的命运之手虽然没有松开丝毫，但我已经可以藐视它了，既然它的掠夺不可能是‘永远’，我就完全可以自己决定那时间的长短。”
施耐德敏锐地侧了侧头，我知道他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没关系，我不需要解释。
“我想，在孩子去上大学之前，在我变成独自一人之前，我应该先专注于做一个好母亲。”我的语气和缓起来，“我确实是个好母亲，那些没有人分担的责任，我独自一人负担得很好，我的孩子成长得毫无瑕疵。那天早上，当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当我终于可以想想自己，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我的青春已经全部结束了，作为女人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是一个女人，我只是一个母亲。”
berber的身体忽然大大地震动了一下，我顿了顿，把手伸过去，轻轻覆在了她的手上。
“我能很好地扮演母亲的角色，”我清清楚楚地陈述，“我已经有了一个还不错的案例。你可以相信，我能再次胜任这个角色。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完美无缺，身上连一道疤痕也不会有。”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我能听到施耐德的手掌摩擦过纸张的声音。摩擦声之后，他：“当时这些想法有助于你进入正常生活吗？”
我回忆着，“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很多钱。这很奇怪，中国人不擅长和家人讨论悲伤的事，但他们会用很多钱来表达他们的支持。我有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忘了吧，忘了吧，总有一天你得振作起来。他们都在建议我，去找有阳光的海岛、去找有丰盛文明的历史圣地、去不同的城市，旅行、晒太阳、闲逛，这些有助于忘记过去。”
“有用吗？”
“不，我根本不敢做这种事。”我轻轻摇头，“你刚刚和人生伴侣决定‘永远’携手看所有的风景，言犹在耳，那个人却消失了，你还敢独自面对什么呢？所有的风景都幻灭了，所有的风景都是酷刑……而且，那时候是新冠疫情第一次卷土重来的时期，没有人可以旅行。”我压低声音：“我几乎感激疫情，全世界都在受难……”
“是，我记得那时候。”施耐德的眼神有些悠远。
“我用那些钱买了很多衣服、鞋子、包、首饰……我把半空的衣帽间塞得几乎满溢出来。”
“为什么？”
我把手肘放在膝盖上，双手捧住脸，“我没有安全感，你或许很难理解，我知道有些抑郁症患者会有类似的行为，但我想我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安全感崩塌了，我以前曾经脱掉了那些盔甲，但危险又回来了，荆棘又回来了，我得把它们重新穿上。”
“派上用场了吗？”
“它们曾经很有用，我想应该还会继续有用下去。但是，”我摇了摇头，“它们没有派上用场，日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不再出门，封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