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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
欧洲发展出了重商主义传统，中国则走向重农主义，其根本是在于地理环境因素。
欧洲没有像中国实现大一统，实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欧洲的国家规模历来较小，而统一全欧洲的事业难度又很大，多国林立的现实使得贵族在国王面前有实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国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地理障碍，有北向南统一，往往实现王朝的统治大业。王朝的中央集权又太强，所以任何臣民的实力都无法与帝王的集权实力相抗争。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成为中国人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文化核心是“三纲六纪”，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的伦理政治观念。这种产生于血缘宗法制里的文化传统，到了中国近代都难以断裂，已然是护围帝国专制的钢铁城墙。如曾国藩用洋枪洋炮绞杀了太平天国，却骨子里已然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后封建帝国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国里所谓有作为的“儒学名臣”，却不知维新图强，还死抱着那些愚国，愚民的观念当真理。可见封建文化传统已将人们浸淫得痴呆愚顽。可见中国的专制主义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这种固结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思维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中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中国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的关注。而哲人们善于比照（类比）自然是为了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所提供的例证，而从无对自然世界研究的兴趣，因为没有动力，即带不来名利。王权制度里，人们向往的政治权力，正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宗法血缘体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简单的季节性循环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上的循环，最终形成阴阳，五行的“循环论”，同理也就把历史看成是盛衰循环的必然结果了。
传统里的经验思维正是农业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反映。经验思维具有保守性，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总是要人们向以前看，要人们严格按照祖宗的成规办事。这都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促成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根本不同与希腊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维导致求新，求变。
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意识与其活动有关，即与生存空间下的生存活动方式有关。
古代中国人们生存活动方式只限于农耕的活动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动方式是海洋贸易与交流探索及扩张的生存活动。生存是社会中人的第一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无论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还是思维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间互动，他们正是基于农耕生存的需要，以农耕化的眼光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农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华先民的传统意识里。夏、商、周都生存在黄河流域，已是一个富于种植的传统习惯。周人击败商以后，将其子弟、姻亲及有战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各级都按嫡长制世袭，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
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为这家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中国三代农耕文化，已铸成了后封建文化的链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
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专制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专制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专制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专制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八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