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彦—曹玺—曹寅—曹甬—曹棠村，这一曹家世系，非常清楚。这是血缘流向，也是财富流向。
曹振彦是正白旗包衣，在辽阳沈阳生活到1644年，从龙入关，进入北京。所有的旗人都获得了房产，曹家也不会例外。
1646年，曹振彦以贡士出身，出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一路升任大同知府。到1656年，曹振彦调到浙江，担任盐务相关职务，最高升至浙江盐法道。
明清时期，最富的人是盐商，所以盐官自然是肥差。曹振彦从此发了财。
但是曹家在南京的产业，那么大的院子花园，是曹玺置下的。1663年，曹玺任江宁织造，在南京安家，发展成南京四大家族之首。
曹玺其人，年轻时做过侍卫，并且“负经济才”，擅长经商。他的职务又是织造，大致相当于纺织厂的厂长。
清朝时期，内造，也就是内务府造，是皇家御用品牌，内造的都是最好的。江宁织造出品就是内造，曹玺手里掌握着最高端的纺织制衣材料，设备，和技术工人。想要通过商业活动赚钱非常容易。
曹寅为人“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读书，写诗，刻书，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虽然他不看重钱，却不是不能赚钱。
1690年起，曹寅担任织造职务。从1703年开始，曹寅同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共达十年。这都是令人艳羡的差事。
但是更赚钱的是铜。
清朝，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是铜币。铸铜币需要原铜，原铜是从铜矿开采出来的。采矿需要成本，而且开采量有限。康熙年间，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铜的产量不能满足铸币需求，所以铜价上涨。刚好，日本产铜，而且铜价便宜。因此，中日贸易发展起来。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开放海禁。当时的商人把丝绸瓷器卖到日本，可以卖五倍的价钱，再把日本的铜运回国，又可以卖双倍的价钱。一个来回有十倍的利润。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海做生意。一方面要有雄厚的资本，至少要造得起海船。另一方面，还要有政治资本，能够从政府部门获得出海许可。凡有资格贩日铜的商家被称为洋铜商，是当时最富的人。
1699年，曹寅上书康熙，请求承办铜斤。康熙同意了，交给他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并且由内务府提供办铜本金十万两白银，曹寅可领取三分之一，三万三千三百余两。从此，曹家办铜八年。
当时，从中国航行到日本要依赖季风，只能在五月份出发，“出洋例候风信，于五月内方可开船。”每年只能往返一次。
本金乘以十倍利润，再乘以八年，等于二百六十余万两银子。
七十二回，贾琏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这个再字，就是由此而来。
而书中还有个地名叫平安州，日本有平安时代，而且日本没有内战，天皇从来没有改换过，所以，平安州就是日本。
去过平安州的人，有贾琏，柳湘莲，薛蟠。薛蟠是田周，皇商，“金如铁”，贩铜。曹家派去日本的人，是贾琏，对应曹顺或者曹颜。
十六回，贾琏乳母赵嬷嬷说起圣祖南巡：“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
海舫就是海船，造海船为出海贸易做准备，这是1699年那一次南巡。
1699到1707这八年间，康熙四次南巡，非常密集，其中至少两次到过曹家。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曹家都达到顶峰，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间上看，南巡同曹家的日铜贸易相关，康熙是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