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最后能成事，范蠡居功至伟，隐忍了那么多年的段和誉，曾经也一度放弃了希望，哪知生命中的那个人就在他最失意，最彷徨的时候出现了，他和范蠡一样，同样不是本国人，同样狡智百出，原本枝繁叶茂的高家人，居然数月之间相继飘零，其诡异程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段和誉恍惚觉得自己这个皇位如白捡的一般。
段和誉在大理城第一次见到当世的范蠡时，心里其实挺失落的，对方一眼看上去简直和山里的强盗一般无二，光脸上那条疤就让人心里犯怵。只不过对方却好像认识自己挺久似的，说了诸如六脉神剑，神仙姐姐等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怪话，他差点觉得对方也是一个疯子。
据说当年范蠡没发迹之前也是宛地出了名的“神经病”，人称“范疯子”，不过他的“神经病”是间歇性的，常常一阵清醒，一阵发作，还老是说一些常人听不懂的怪话，大家简直没办法跟他交流。其实，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世间的这些俗人就好像是“夏虫”，范蠡非要跟他们讨论“冰”是什么东西，当然会被“夏虫”们当成是“神经病”，或者说“狂生”。
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两人坐下来详谈之后，段和誉才发现这人聪明绝顶，文才武功，琴棋书画，算数韬略，以至医卜星相，奇门五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这人还提了许多令段和誉懵懵懂懂的治国方略，段和誉后来方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可惜匆匆一别，一直到大理战事止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甚至大理和吐蕃的边境线上开了榷场，两人都没能再次见上一面。或许对方有意在避开自己，毕竟自己的父亲死在崇圣寺，听说还跟他有关系。段和誉曾经一度想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只是最后越往下查，最后居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父亲段正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后，他大哭了一场，自那之后，他似乎突然长大了，对于这位功成身退的范蠡，他不再恨，更多的是敬。
几个月前，边境线上突然送来一封火漆信，居然是邻国国主赵佶邀请他去参加远在汴京的大朝会宋徽宗在位期间只举办了四次，分别为大观二年，政和八年，宣和六年，政和二年，前面三次在元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年初一，后面一次在冬至，前几代皇帝甚至在五月朔也举办过，大朝会只会选这三个时间段，倘若高泰远还在，定然会派一些使节，带上一些礼物，按照约定的时间参加就行了。段和誉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饮马江湖，游山玩水，高泰远被诛后的这几个月来，大理国焕然一新，更是被底下一帮文臣武将管理的井井有条，他便动了亲自去汴梁走一趟的打算。何况大理国出了内讧这么大一档子事，若不向这些年摩擦不断的邻国示弱示好，摆明姿态，难保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引来新的一场寒霜。
这里说一说大朝会，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根据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主水德，按“五行”水行配亥月十月与子月十一月，故颁令以十月为岁首，“大朝会”定在新年亥月初一即正月旦举行。为扩大元旦“大朝会”，体现皇帝临朝时的庄严肃穆与盛大气派，秦朝修建起富丽堂皇的朝宫前殿，名曰“阿房宫”。此后，凡大秦重大国事，如议帝号，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均在此朝堂前殿颁布。
西汉前期沿用秦朝旧历，亦以十月为岁首。汉兴之初，刘邦与大臣们不懂朝仪，遂命秦朝旧吏叔孙通参酌秦法制订汉朝的“大朝会”仪式。朝会地点初在长乐宫，后改未央宫。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时，在此举行的“大朝会”记载于史记叔孙通列传。朝会在天色微亮时由礼官引文武百官依品级进入殿门。宫殿中陈列着车骑兵卫及各色旗帜、仪物，礼官传言“趋”，文武百官即整齐有序地依次疾步前行，东西向分班排列。刘邦则在一片钟鼓礼乐声中，由内侍簇拥着乘舆临朝。此时，百官自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吏皆以次奉贺贡献礼物。礼毕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寿。朝会后刘邦大喜过望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列举参加“大朝会”的人员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见，宗室诸刘会，万人以上。”可见汉朝时参加朝会的多达万人以上。这些人从全国各地赶赴长安参加“大朝会”，近则走上十天半月，远则便是数月计，这应该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差旅费”。
汉武帝时改易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大朝会”相应改至正月初一举行。此后，历代相沿袭。东汉时的岁首“大朝会”，皇帝幸德阳殿临轩受贺，公卿将相大小百官及地方各州郡长吏、诸少数族酋长、使臣均奉贡进表拜贺。当时，地方州郡的朝贡之物按辖地人口计，每人每年六十三钱献给朝廷，曰“献费”。
汉代的“大朝会”中还有一项“年终考计”制度，地方州郡的“一把手”或主要僚属需带上“计簿”有点像现在的财物统计报表，到宰相府上报年度的“地方政绩”，名曰“上计”。也就是说，你得上报一下辖区去年的gdp与财政收入，让朝廷从中考量你这个地方官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至于那“统计报表”中究竟有多大的“水份”，大概只有天晓得。这一“上计”，有时还由皇帝亲自出马“受计”，就是直接听取地方官吏的汇报。此制到隋唐时称为朝集，汉时的“上计吏”亦更名为“朝集使”。
大年初一大朝会正式开始天还没有亮，文武百僚就开始在丽正门外排班。负责议程的内侍更是神气活现，即便是皇亲国戚也要被他们呼来喝去地支使。小人得志是要有气候的，大朝会的庄严隆重赋予了他们骄横跋扈的底气。他们逐队厉声喝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逐一应答：“班齐”那阵势就像军队结集时检查口令一样，庄严又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