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曾国藩临机断案（3）
两宫接奏，再召恭亲王奕訢密议，慈安太后道：借债还钱杀人偿命，曾国藩务当迅捕人犯，以示善意；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等务必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
慈禧太后道：曾国藩所奏，有理有据，切实可行。天津道、府、县三官即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亦不能独善。崇厚原品休致，著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毛昶熙驰赴津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
奕訢道：崇厚密奏，曾国藩老病侵寻、腹泻如故，洋务繁琐无绪，曾国藩或已不堪重负。奴才以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熟稔洋务，其若赴津，大有俾益。
慈禧太后道：洋人夷性，或又得陇而望蜀；京畿与天津及上海海口之防务，务必加强。左宗棠倘若攻占金积堡，李鸿章之淮勇，亦可移驻天津；黄翼升之长江水师，驻屯金陵无事之地，徒耗饷需；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请黄部移扎上海，似是可行。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奴才以为，李鸿章之淮勇，尽可挪移；然曾国藩之水师，不可轻动。
慈禧太后道：马新贻麾下之五营标兵，磨练三载，业已成军；两江之地，移天换日，正当其时。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牵一发而动全身，发逆圣库之银，万不可重提；曾国藩裁撤十万湘勇，已抵千万白银。
慈禧太后道：先帝有言，攻克金陵者可封郡王；金陵城破，曾氏兄弟分得一爵一伯，非朝廷愧对曾氏，实其私自瓜分发逆库银在先。
慈安太后道：多事之秋，不宜筹算旧帐。然左宗棠之楚军、李鸿章之淮勇，皆能随意调遣；两江乃大清国之两江，非湘人法外之地。
慈禧太后道：人臣之谊，上马提枪驰骋疆场，下马执笔安抚黎庶；左宗棠是也，李鸿章是也，马新贻是也；马新贻原隶袁甲三麾下剿捻，近年督任两江，一扫漕运、盐政、河工之弊政，去岁复又妥善处理安庆教案，真能臣也。左、李、马冉冉而起，吾大清之福也。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安庆教案，无一死伤，所为稍作退让，即可妥办。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之奏言，确无虚妄之词，然擒杀吾民以悦洋人，何以应对朝堂之诸臣、市井之百姓？
慈禧太后道：众口悠悠，议辨方明；速传圣谕，各省督抚将军，即刻协奏曾国藩天津教案折；直隶总督曾国藩，速即督饬铭军丁寿昌部，擒拿凶犯；江苏巡抚丁日昌，飞驰入津，协助曾臣，会办教案；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速率本部，驰赴上海，护守吴淞口。
曾国藩接旨，迅速密捕六名人犯，又谕天津士民曰：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
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
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
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
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
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
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
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
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内阁中书李如松甚忿曾国藩、崇厚之作为，疏曰：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开枪，遂致吾民杀戮洋民。洋人率性而为，殊不知吾大清子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微臣以为，民意难违，不如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则可一劳永逸矣。
湖广总督李鸿章协奏曰：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迅捕涉事凶犯，或可以平洋人之气。
左宗棠接旨，叹曰：曾候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宗棠叹罢，上疏曰：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恫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吾民群起殴杀教民，缘因法人率先枪击吾大清命官，事端起因，咎在法国。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蔷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