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世勣和徐震的到来，其实罗逸是有些没想到的，主要来说的话，罗逸来到大唐是最早和徐震打好的关系，因此二人此时一见面就来了个兄弟之间的拥抱。
尤其是罗逸一眼看出徐震这些时日又精壮了许多，肯定是没少被自己的父亲徐世勣锻炼。
毕竟再过不久，大唐可是有仗要打了，而徐震那时可是要随李承乾和李泰亲征的。
而徐世勣对于自己的儿子和未来驸马罗逸关系这么好，心里也很高兴。
罗逸知道徐世勣是老狐狸，从他被赐姓为“李”就能看得出，这个人其实是情商非常高的家伙。
但这样的老狐狸，倒是不让罗逸觉得讨厌。相反，他们两人其实是有些像的。那就是都和长孙无忌不对付。
当然现在的李勣自然是不可能对长孙无忌表现敌意的。
要是说起李勣，那还得从他与长孙无忌还有褚遂良的恩怨说起了。
李勣为人忠义，爱惜人才，顾念旧情，这点从他对李密、单雄信的态度，就可见一斑。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联手结盟，成为唐高宗时期的权臣，打压朝中其他势力，其中就伤害了李勣的故友和同僚，威胁到了皇权，李勣对他们两人心中早就不满，只是在唐太宗时期隐忍不发而已，最终趁着唐高宗“废王立武”之际，借机反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那么李勣为何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结盟。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联手结成同盟，始于贞观十七年皇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结盟，原因在于自保。在皇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褚遂良处境非常险峻，这是很多学者没有留意到的。此前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相争，褚遂良、魏徵等人深为忧虑，不断进谏提醒唐太宗。
贞观十六年正月，由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完稿，唐太宗非常高兴，大肆赏赐李泰，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于是唐太宗干脆下诏取消了太子出用库物的限制。
褚遂良上疏，以为：“庶子虽爱，不得逾嫡。”“今魏王新出阁，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唐太宗又令李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也认为不妥，上疏劝阻，唐太宗听后醒悟，“遽遣泰归第。”但是此后情况并没有改善，使得褚遂良再次进谏。
褚遂良等人之所以提出“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唐太宗偏宠魏王李泰，对皇太子李承乾的地位产生了冲击，这对唐朝皇位继承将造成不利影响。
事实上，太子李承乾之所以谋反，与唐太宗此举密切相关，正如褚遂良所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
褚遂良如此费心地维护太子李承乾的地位，实际上是得罪了魏王李泰。但是褚遂良却万万没想到李承乾竟然会谋反，这样一来，按照继承顺序重立新的皇太子，则非李泰莫属。
这个局面，使褚遂良顿时陷入尴尬的困境。褚遂良担心一旦李泰继承皇位，会因为自己以前的进谏而遭到李泰的报复，即使不诛杀他，也会将其驱逐出权力中心，使其边缘化。这意味着褚遂良未来的政治生命终结。李泰早有夺取储位之意，当看到李承乾被废，感到千载难逢，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令智昏，竟然向唐太宗提出杀死自己唯一的儿子，让弟弟李治在自己死后接替皇位。如此不近人情的一番荒唐话，竟然感动了方寸大乱的唐太宗。
而褚遂良一听此言，却惊惧不已，“杀子而立弟，非人情也”，如果李泰对自己儿子都能够狠心下手，对褚遂良又会有什么顾忌？一旦李泰被立为皇太子，自己未来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但是，从唐太宗转述李泰的这句话，却让褚遂良敏锐地找到自己脱困的良机。他意识到于公于私，都必须立即进谏，他说：“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泰一旦继承皇位，有可能会放弃承诺，诛杀弟弟李治。
通过指出李治面临的危险，提醒唐太宗慎重考虑皇太子的人选。
对于褚遂良而言，只要不立魏王李泰，无论是立嫡安排晋王李治，还是立长安排吴王李恪，都不是问题。
唐太宗听后，立刻明白了“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与此同时，长孙无忌也劝唐太宗立仁厚的李治为皇太子。因为李泰虽然也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但是李泰能够成功主编《括地志》，说明魏王府如同当年的秦王府一样，人才济济，李泰不必依赖、倚重舅舅长孙无忌。
而李治以前从来没有被唐太宗考虑为接班人，没有为其配备足够的人才，他必然会依赖舅舅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妹妹长孙皇后的反对，没有担任唐太宗早期的具体行政长官，只是任司空、司徒等三公虚职。
此时皇太子重立，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长孙无忌可借此重返政治舞台，掌控实权和行政资源。在权衡利弊后，为了儿子们的生命安全，唐太宗决定立懦弱的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并得到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大臣的支持。
褚遂良也因此成功脱离了困境。唐太宗立太子时，只是与四位大臣私下商量，《新唐书》：“即诏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除了褚遂良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凌烟阁功臣，褚遂良此时地位不高，之所以能够跻身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最早、最坚决地主张立李治为皇太子。
因此唐太宗对他极为信任，将他列为密商重臣。李治为皇太子后，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检校中书令，并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事务，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笔者推测，正是贞观十七年重立太子事，使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支持，从此之后，两人联手逐渐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朝政。
那么第二点，就是因为有曾被褚遂良、长孙无忌伤害的李勣故友。第一个自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魏征。
李勣与魏征相识很早，是瓦岗军时期的故友。魏徵随李密降唐后，因为瓦岗军余部尚在李勣手里，于是魏徵“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李勣读了魏徵的劝降书后，“遂定计遣使归国”，归附了唐朝。
可见，魏徵不仅是李勣的好友，而且在他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是魏徵帮助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魏徵有恩于李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