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超偷偷拿了妻子的身份证，去电信公司调取了妻子和那个男人最近一月的短信记录，就大体明白了妻子都背着他，干了些什么。
什么叫万念俱灰？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男人，在突然发现妻子对他不忠好久了的时候，兴许就是这种感觉了。
那一天，他哪里都没去，就坐在家里的床沿边上，抽了一地的烟头。
离不离婚？这个问题，他想了一天。
他们有个上小学的女儿。离了婚，女儿怎么办？
他要去忙分厂的事情，没时间照顾女儿。把女儿交给妻子？他怕妻子把女儿给教育坏了。
最终，他选择了隐忍。
等女儿再长大一些，能够明白事理了，等分厂度过了危机，他再和这个女人算账！
但不能让女儿再跟着这个女人了，女儿会被她教的嫌贫爱富，更会被她教的不知廉耻。
他为女儿办了转学，让她去城里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里。
儿子好好地把孙女送到他们老两口这里来，孙立海当然得问问什么原因。
孙继超没有隐瞒父亲，把事情经过和自己的想法，都对父亲讲了。
因为不讲清楚，孙立海有可能不支持他。哪能随意就把闺女和娘分开的道理？
对闺女，他只是哄着说城里的学校比唐城量具的子弟学校教学成绩好，在城里上学，将来会更容易考上大学。
对妻子，他也是这样说的，别的只字未提。
妻子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没有反对。
孙立海却得到了儿子的嘱托，尽量不让孩子和她妈接触，母女间慢慢感情淡了，将来他们离婚，女儿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儿子执意要回到分厂去，孙立海没有阻拦。不但没有阻拦，还主动提出来，接替孙继超，去酒馆里帮高崎。
知子莫若父。这个时候，儿子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他是知道的。
去帮高崎，可以为儿子留一条后路。
儿子在遭受妻子背叛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过激的行为，还可以考虑这么周到，说明儿子有度量。
有肚量的男人，才会走向成功。
尽管孙立海和高崎一样，并不看好孙继超回分厂的行为。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儿子想干什么，就让他去干，只要他能挺过这个感情上的关口就好。
做父亲的，只能默默地为儿子做着一切，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儿子，希望他从阴霾里走出来，仍旧是他那个充满阳光的儿子。
孙立海和高崎去南方，有一次会朋友喝多了酒，回到住着的旅馆里，没有忍住，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高崎。
他告诉高崎的目的，无非是让高崎知道，他这个小儿子不容易，希望他能够理解他，能帮他一把的时候，尽量帮他一把。
高崎一直很敬重孙继超，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不用孙立海说，他也会这样做。
只是，他不知道孙继超心里，还承受着这种痛苦。承受着这种痛苦的同时，却又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憋在心里，丝毫也不带出来，不影响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
这的确是一条值得他尊重的汉子。
高崎开着他的小面包车到了模具分厂的时候，分厂的三个车间，前面两个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只后面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三车间的机加工房，传出来机器转动的声音。
他把面包车停在分厂办公室的那栋二层楼前边，上楼去找孙继超。
对这栋小楼，他十分熟悉。
一楼最西面是财务科，挨着财务科的是会议室。再往东的一间，是综合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文书、分厂八大员，都混在这间屋里办公。
厂长办公室在楼上最里面，依次往外，是书记办公室，副厂长办公室。
再往东面，还有两间单独的办公室，分别是技术科和业务科。
高崎上楼，直接往里走，去厂长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是刘群生在的时候那个样子，丝毫没有改变。一张大的老板桌靠后墙放着，后面高背皮转椅一边，立着一面一人多高的旗杆，旗杆上悬挂一面国旗。
有时候高崎上楼来找刘群生，看到那面国旗的时候就会想，这家伙净给国旗摸黑了，他也好意思悬挂国旗？
如今，刘群生总算滚蛋了，国旗还在。
老板桌对面的墙边上，放一排沙发，沙发前面，有个玻璃钢的茶几，那是刘群生招待客户，洽谈业务的地方。
过去分厂里的业务，都攥在刘群生一个人手里，楼下业务科就是个摆设。几个业务员都是靠关系上来的，没什么能力。唯一的好处，就是听话。
刘群生让他们去签合同，他们就去，绝不多问任何问题，让去收款也是这样。总之，都是替刘群生跑腿的。
这个办公室里，除了这些，就是左边墙边立着的，几摞铁皮文件柜了。
大部分的柜子没有上锁，只有靠老板桌那边，最上面一层的三个柜子锁着，只有刘群生有钥匙。里面放些烟酒和其他单位送他的礼品。
烟酒都是名牌，至于人家送的礼品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估计也不是很值钱。真值钱，刘群生也就不放在这里了。
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却没有人。
高崎给孙继超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他只好从办公室里出来，正碰到原来技术组的技术员郑勇，从副厂长办公室里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他。
郑勇认识高崎，也知道他现在买卖做的挺好，就玩笑着和他打招呼：“高老板啊，你怎么有空回来，给我们弄活来了？”
高崎就问他：“孙师傅去哪儿了？”
他还是和原先在厂里一样，喜欢称呼孙继超“孙师傅”。
郑勇就告诉他说：“在三车间呢，一会儿就回来。不过，他回来一般也不上楼，在会议室里办公。”
高崎就奇怪问：“他跑那儿办公干什么？”
郑勇说：“那儿地方大，能容得下更多的人。”
高崎搞不明白，办公弄那么多人干什么，不嫌吵的慌？
他就问郑勇：“你不一直要调走吗，怎么还没走？”
郑勇笑着说：“我那不是要调走，是要辞职去南边打工。”
在高崎的记忆里，郑勇这时候早就不该在厂里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国家分配工作，就分到了这里，一直嫌工资低，嚷嚷着要调走。
“啊，对，打工。”高崎就纠正自己说。然后就问他，“你怎么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