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骨子里就是个爱折腾的人。当初，林院长让马涛从曙光院一部主任的位置上，到海东去负责创办勤凯公司，就是看中了马涛的爱折腾。可是，眼看着勤凯公司在海东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林院长却为什么又改变主意，想让马涛把勤凯公司撤回西城呢林院长的想法，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就在三月份，林院长参加了有关机构在海东举办的亚太区科技产业峰会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论坛。论坛上，与会的美国tt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监艾保罗在发言时，连说了两遍：“海东的成本太贵了，太贵了。”这句感慨，一下子触动了林院长。这位美国公司的地区总监说：“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已经从海东转移到了无锡，虽然现在tt公司在海东仍有两个制造基地，但是已经把新的生产基地选在了无锡。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将成为tt公司建立生产制造基地最好的选择。并且，公司已开始考虑到越南、泰国、印度等国家，寻找零部件供应商。”艾保罗的发言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在中国建厂的成本已经不那么廉价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现在成为多数跨国公司的投资新宠，”“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一线城市的生产制造业发展优势正在因产业的转移，而被迫削弱。”论坛上，一家国际知名的权威机构还发布白皮书中国工业区域发展前沿。白皮书中阐述了以下观点在综合工业类中，尽管成本较高，北京等一线城市仍具有吸引力，但紧随其后的一些已成气候的热点城市，正在成为综合类工业企业的最新选择。在研发类工业中，研发的最佳地点，既包括国内的一线城市，也包括海外投资水平较高的新兴城市，以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城市。在低成本制造类工业中，低价值、大批量制造业务的理想地点，是提供较低成本的城市，包括那些在境外不太知名的城市。这些观点，也印证了参加论坛的中外人士的一致看法。显而易见，中国即将迎来一次产业的大转移。一些二三线城市已成为工业投资亮点，目前对跨国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已经不仅仅是那几个传统的一线城市。“在工业产业发展中，对于承接产业转移来说，西城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呢”林院长参加论坛从海东回到西城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在私下和班子里的成员多次交换过意见。影响工业选址的关键因素可归为经济、劳动力、基础设施、房地产、政府服务及业务环境等方面。就西城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以及西城的工业发展规模和水平而言，西城显然属于成本支出更加合理的城市，而且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独特优势。是时，西城市委市政府已充分认识到，科技强市，已经成为促进西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既不沿边又不靠海的西城市来说，只有依靠西城的科技实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项目，才能实实在在地成为西城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西城高新区，近年正逐步依托西城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技资源，大力吸引国内外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投资合作和创新创业。西城市政府也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龙头企业等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投资进区、孵化培育和创业发展，从土地使用、融资、贷款贴息、税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在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同时，西城市政府近年还加大了对驻西城的科研院所全方位的扶持力度，促使林院长对曙光院的科技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思考。综合衡量各项指标后，林院长打算将勤凯公司作为曙光院科技产业发展的龙头，在西城重新布局。但是，在海东，几年下来，马涛不仅将勤凯公司的产品逐步打入了国内数家汽车生产企业，收回了投资，开始反哺曙光院，并且将产品进行商标注册，开始实施自己的品牌战略。马涛是在张智从西城回到海东的时候，从海东回到了西城。在林院长的办公室，林院长说服马涛的理由很充分。“西城市委、市政府重视科技发展的决心打动了我。眼下，在西城市的数家高官科研院所，都已由事业单位改制为科技型企业。性质变了，我们的科研和经营思路也要随之改变，要在体制机制转换、创办高科技工业项目、促进我们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好好做些文章。”林院长帮助马涛分析不同地区的优劣。“西城高新区的创业中心是国家级创业中心，创业环境不错，西城高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五十多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中的排名，也是不错的。勤凯公司这几年在海东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如果我们将勤凯公司转战西城，不仅可以享受到比沿海城市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经营成本将大幅降低，并且，后续的发展也是有条件支持的。”马涛同意林院长的分析，觉得回西城发展不是不可行，但他坚持认为，勤凯公司这几年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有曙光院强大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公司设在了海东，这就像曙光院走向市场的一扇大门。如果一开始就将勤凯公司设立在西城，勤凯公司绝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林院长，咱们在海东购买的那五十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勤凯公司这样的生产性科技企业来说，就是拥有了天时地利。”马涛两眼放光地说。“咱们不能为这五十亩土地所累，你想想，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支出。”林院长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马涛觉得自己的坚持有点不切实际了。不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孕育出了新的想法他既要按照林院长的指示，把公司转回西城，但他也不打算放弃他已经开垦出的那一片沃土。马涛孕育出的新想法，源于他对一件事越来越感兴趣。这件事是他和邹东明在饭桌上聊天时谈到的。那是在春节后海东一家公司成功在a股上市的答谢宴上。马涛和邹东明应邀参加，两人坐在了同一张桌上。他们聊天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举办答谢宴的这家金融股上市公司。“现在正是他们这类公司风头正劲的时候。”邹东明说。“现在最活跃的就是金融股和能源股，前几年产生的比尔盖茨效应要成过去时了。”马涛说话的眼神透着许多想法，“在福布斯最新的全球2000强上市公司中，中国的公司有一百三十多家，比去年增加了二十多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今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企业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国内的上市公司与国外那些大的上市公司相比，差距还太大。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政府部门举办的研讨会，有人在会上就谈到，近年，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势头强劲，但是，那些将总部设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上市公司的总收入，在本国经济总量的占比，相当弱小。”邹东明说话，既有企业家的务实，也有常年与政府部门有着更多交集而引发的宏观思维。“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能够反映出当前社会财富分配的新趋势。”马涛说。“从二十年前到今天全球的经济发展，它的动力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所以，才出现了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和人物登上了社会财富的顶端。但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任何技术产生的边际效益都是不断递减的，因而，风靡世界的硅谷效应，早晚都会成为过去时。”邹东明接着说。“下一轮的技术变革不知道会从那个行业兴起。但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保持长久的经济竞争力，必须做强实体经济。”马涛带着思索的话里透出一种勃勃雄心。“像我们勤凯这个小公司，在这几年的发展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现在，是发达国家在产生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而不发达国家只能为发达国家进行配套搞装配、搞加工，只能生产初级产品。结果，反过来，发达国家又用低价来购买初级产品，然后再用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你想想，我们的发展能快吗”“说到这儿，我告诉你，已经有人预测，一场新的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邹东明政府经济发展顾问的身份，让他能够了解到许多别人无从了解的信息。马涛自信地说道：“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商业竞争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能够成为主战场的地方，除了眼前的金融和能源领域，接下来，实体经济的竞争必将首当其冲。”“怎么样，也把你的勤凯公司做到上市”邹东明拍着马涛的肩膀鼓励道。“不是有那句话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马涛的想法，几乎都写在了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