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1]原文为A Season for Ashes，这里为意译。[1]，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废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莱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