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仪应诺。
当曰回到郡府，何仪即打起精神，认真将此二诗写下，共写了十五份，由郡府遣人分别送去郡中十五县，并按照荀贞的吩咐，这些送诗的郡吏沿途每经一乡，便暂停下来，将此二诗出示给乡蔷夫看，命之抄写下来，亦悬挂於乡寺的堂上。
如此这般，旬曰间，郡中各地就已皆知这两首诗了，因此二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这些送诗去诸县的郡吏们回程的路上，他们已能在乡野中听到孩童唱诵了。
郡中的士族、大姓闻得荀贞此二诗，表现不一。
有不以为然的，有非常佩服的。
荀贞抄袭的这两首诗，不管你是不以为然还是甚为佩服，这两首诗立意正确，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不以为然的那些，如赵然、郡丞李鹄也没办法加以诋毁，因是之故，一时间，郡中的舆论，不管是农人、黔首，抑或士族、大姓，对荀贞这片怜农仁民之意均是一片褒誉。
在高邑的王芬也听到了这两首诗。
王芬家世豪贵，对底层百姓并无像荀贞这样深沉而浓郁的感情，但他到底是党人的八厨之一，对此二诗也是大加赞赏，送了道檄书到魏郡，对荀贞提出表扬。他在檄书里写道：“卿至郡旬月，平定於毒，可谓知兵；书此二诗，悯农劝政，可谓仁民。有卿在魏，州安枕无忧。”
荀贞如果只是一个“文士”，写出这么两首诗，在当今主流仍是“经义”、诗并不太被正统的儒生、士子看重的背景下可能只会传诵一时，但他的身份是魏郡太守，这就不一样了。
人是政治的动物，特别是地方长吏，更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政治有关。
荀贞以魏郡太守的身份写出这两首诗，就从侧面道出了他执政的一个根本，即王芬所说之“悯农仁民”，在刚经过战乱、地方急需休养生息之际，这么两首诗出来，足可为州郡标杆，引起上下的赞赏、重视。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荀贞辛辛苦苦，为秋收忙了那么久，然因这是他的本职，故此默然无闻，不为外人知，两首诗一传出去，马上就得到了州中的赞许。
这也正是荀贞的目的，他正是出於政治的考量才把这两首诗抄袭了出来。
归根到底，他这么做还是想扭转州郡对他的印象，他不想让别人认为他只是“知兵善战”，他还想让别人知道他也能够治民，因为说到底，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才是第一位的。
皇甫嵩为冀州牧，上书朝中，请求减免了冀州一年的租赋，得到了州人的作谣歌颂，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这道上书甚至比他平定了黄巾之乱还更值得称许，何哉？便是因为此故。
再能打仗，也只是一个“将”。为将易，为治国治民的“良相”难。
可他在魏郡的执政措施却一直不能被外界闻之，故此他经过考虑，遂有了此二诗，——和他初出茅庐，在繁阳亭、西乡为吏时相比，他现今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
结果和他预想的差不多，不但得到了郡内的称颂，并且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州中的褒扬。州吏多是从诸郡名士中辟除的，既得到了州府之褒扬，那么用不了多久，州内诸郡应也能知他此二诗了。也许再用不了多久，乃至冀州邻近的诸州也能知他此二诗了。
有此二诗在外，为他打响名头，各地有心的士子如再对他在魏郡的执政措施稍加了解，应就可以改变他在他们眼中的形象了。汉人的地域观很强，很排外，荀贞不知道等将来天下乱后，他有没有机会主政一方，也不知道他主政的会是何地，如他有机会主政，而主政的又是颍川、或者豫州以外的地方，那么凭此“仁民”的声望，至少可以减少一点地方上对他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