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s=”j-chapter secn” data-paragraphid=”d692d57d35e1478ca636dc0171cbeb83_5”>第二节 远东的力量格局</h3>
20世纪前半段，中国历史通过革命开启其现代平民社会建设的历史，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刺激是中国历史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极为重要的动因。直到二战结束，外部世界在远东的力量格局当中，可以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秩序、俄罗斯（苏联）的大陆秩序以及日本的亚细亚秩序这三种谋划的对峙与冲撞；这三种谋划在一战前与一战后，都有着深刻的变化。作为弱者的中国，只能在这诸种强国谋划的夹缝中艰难地推进自我的重构。
<span ss=”bold”>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谋划
<span ss=”bold”>1.英国的秩序想象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是远东秩序事实上的主导者；这一地位自进入20世纪开始缓慢下降，到20世纪中期，逐渐被美国所替代。两个国家对于秩序的主导，都是以其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主导为基本的动力机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明了普遍自由贸易的原则，他极力批评当时的英国通过殖民地贸易垄断制度来积累财富的做法，谴责这种制度破坏了英国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在他看来，最终的均衡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均衡，而是依托于一个具有普遍开放性的自由制度，全球作为一个统一大市场达到普遍均衡。他进一步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洲非洲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span ss=”mark” title=”［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95—196页。”>。 这将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斯密的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
然而，英国政府却并未马上理会斯密的说法，仍长期地采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因为彼时英国的政治精英主要是贵族地主阶层，保护贸易利于其所经营的农业。工业革命当中诞生的工业家阶层不断抗争，终于通过议会改革而在政治上有了更大的声音，推动着英国经济政策的缓慢转型。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为标志，英国终于完成政策转型，实行了自由贸易，这距离《国富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了。一旦开始自由贸易，英国就走到了极致，实行单方面自由贸易，即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向英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都向它们实行自由贸易。
英国的国家利益却正是在这一初看上去极为理想主义的政策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彼时的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国，它进口的是原材料和粮食，出口的是制成品。自由贸易使得英国制造业从原料成本和粮食价格决定的劳动力成本两方面获得了最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从而放大自己的工业优势，其他国家除非出现英国无法匹敌的技术革命，否则将无法与英国的工业进行竞争，只能作为原材料殖民地和产品市场存在。自由贸易令英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得以操控全球的金融和贸易规则，并以其海洋霸主身份作为规则执行力的终极担保。波兰尼提出，从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四个机制之上的，它们分别是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英国支撑起来的金本位是这四个制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金本位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尝试；均势体系是金本位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通过金本位来运转；自由主义国家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span ss=”mark” title=”［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3页。”>
在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世界主义取向的深刻关联，这也是真正的霸主国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一己之私包纳在一个普遍秩序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一种包纳，会自然形成霸主国运用其力量时的自我节制，因其力量只有用来维护此一普遍秩序，才最符合其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其他国家对霸主国运用力量的方式可以形成相对有效的预期，并对其形成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基于对霸主国的善意的相信，而是基于对霸主国能够识别其本身的长远利益之能力的相信。这些国家的力量从而不会与霸主国处于本质性的对抗关系中，后者因此可大幅降低统治世界的成本，使其霸主地位可持续。
<span ss=”bold”>2.直迄一战的英国远东战略
切换到远东来看，便可知，英国在这里的谋划势必要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草原帝国对于中原的“榨取-保护”的关系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其中的行为主体和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