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到我们自身，我得说我们在房屋上也有优势，那就是选址自由，空间自由。无论是听鹂馆还是仿膳饭庄，他们要是换个地方那还是听鹂馆和仿膳饭庄吗？不行啊，几十年的名声积累，公众所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都已经把他们牢牢栓死在了颐和园和北海之内，他们是不能挪窝的。”
“可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样的限制，无论是天坛园内还是天坛园外，我们选哪儿办饭庄，其实都可。而且我们没有坛坛罐罐的束缚，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去规划设计饭庄空间上的使用方式。”
“说实话，目前天坛北门和北神厨这两处，各有各的好，又各有各的局限。大家为了怎么选，选哪一处，头疼已久。我现在就有了个新的提议，能彻底解决大家苦恼。我们
到了中午，他累得腰酸背痛手抽筋儿，实在懒得热剩饭菜，嘴又馋了。
便一人溜达出家门，想外面吃口省事的。
京城有个顺口溜囊括了京城各处繁华闹市。
叫“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
小小门框胡同能有如此响亮的名头，也混在其中，凭借的就是小吃。
实际上连门框胡同在内，包括和他相连的廊坊一条、二条、三条，几乎都被小吃店占满了。
什么卤煮火烧，爆肚儿、馄饨、馅饼、饸络、猫耳朵啊，样样京城人喜欢的本土风味儿都有，口味地道得很。
绝不是后来那些所谓的京城旅游打卡圣地。
净卖什么老京城炸蝎子、老京城天府豆花、老京城脆皮香蕉、老京城虾扯蛋之类的“外地人懵外地人一条龙”，所能比的。
所以走在奔门框胡同的路上，宁卫民这心里就琢磨啊。
到底是来点肉饼喝粥呢？还是来盘炒饼就蒜呢？
肉饼吧，显得腻烦，炒饼又有点太素。
于是最终决定，干脆还是门框胡同的瑞宾楼吃褡裢火烧去。
褡裢火烧是京城瑞宾楼独有的面点。
其口味类似锅贴，但形状不同。
因其长条型，用筷子夹起时可对折，类似古代背在肩上的褡裢，故名褡裢火烧。
而瑞宾楼最有名的招牌小吃就是猪肉大葱馅儿的褡裢火烧。
其独到之处不但在于馅儿香，关键是油煎的火候了不得。
瑞宾楼的师傅能做到颜色金黄，焦香四溢，偏偏丁点也不糊不黑。
宁卫民觉着要来上三两这玩意，就着个凉菜，喝点儿散啤。
那绝对是又解馋，又清爽啊。
但可惜的是，想得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回事。
或许最近撞克什么脏东西了。
宁卫民工作着落不如意吧，就连这么个小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敢情一到了地方他就发现，本来就不宽绰的胡同全都淤了。
不知多少人抻着脑袋往瑞宾楼里看热闹。
就见人群聚焦的饭馆开票柜台那儿，居然是邻居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和瑞宾楼的人干嘴仗呢。
“……废什么话你？一碗啤酒搭一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