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这个人吧。
李宁想了想，才华横溢，对故国忠心耿耿，可惜了，他没有碰到了一个一个英明的韩王。
而欣赏他的秦始皇，却是他国君主。
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国与国。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
秦王嬴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
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
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子是韩国的间谍，秦王嬴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
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不可考据了。
韩非究竟是否真的想过要为嬴政效力也不得而知了。
可是，终其一生，韩非有幸碰到一个懂他的人，大约还是更为欣慰一些吧。
知己难求，知己难得。
后人也只能叹一句“阴差阳错。”
韩非，他不该生于韩国，若他生于秦国，又何来这诸多种种遗憾。
李宁想着，大多数人认为韩非虽死于秦而其学说却在秦付诸实行。事实上，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欣赏是有选择的，秦始皇行为及秦朝统治与韩非的思想主张皆存有诸多差距，尤其在在法治与人治、法制标准、农商关系、鬼神观念、君主利益追求等方面存在较大矛盾，韩非学说并未被秦始皇接受和付诸实践，韩非学说与秦始皇及秦朝政治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
韩非主张治国必须依赖“法、术、势”，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该“决于法”，而秦始皇却走向“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极端。虽然，韩非在论述君、臣、民关系时，突出君主权力和威势居首位，是君主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在国家的治理中，韩非则明显突出法的重要性，以法制引导君主权势的规范运行，君主必须依靠法进行治理，极力劝谏君主以法为本，强调法是君臣关系的保证，坚持以法作为行为的至高标准，这其实是另一层次上对君主权力和君臣关系的规范和约束。
秦始皇在法家思想传统的影响下，明确宣扬“事皆决于法”，表现出秦法严整、井然有序的状态，使得秦法推行以雷霆之势席卷六国，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卓越成就。
然而，秦始皇对于君主权势的迷恋和过度紧张，实际上却逐渐演变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秦始皇力求由自己掌控帝国上下，而没有遵行韩非所主张的那样，政由君出、事由臣劳、举措皆轨于法的理想状态。
依赖自身权势和主观智虑，这本身便是对《难势》篇所要强调的法、势互补理论的破坏，更是对法家思想治国精髓的破坏，因而绝不能将其归为是韩非君主极权倾向所导致的恶果。
韩非所主张的是法有为、君无为、依法而治。君主的使命是确保法的有序运行和强力执行，“决于法”才是君主权力运行的规范和保障，如此才能避免君主好恶以及大臣背公询私，以致国家混乱。
然而，秦始皇则坚持极端的强权威势主义，大权独揽的同时又独断专行，并未以君势支撑法治运行，而是单向性的以“术、势”强化君权，最终的结果必然形成事无巨细“皆决于上”的极权政治。
此外在刑法上也有诸多不同。
再者在农商上，韩非思想里的“重农”和“抑商”是一体两面的，“农商”是不可两存的矛盾两面，然而秦始皇施政中却与之不同，有“农商并举”倾向，彰显商贾富家之事，见于史籍者颇多。
韩非认为商人不是生产，于国无益，因而主张重农本、抑工商，贬低“商、工、游食”群体的社会地位，从而迫使其安心农本。
但从秦始皇在刻石中“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所宣扬的内容来看，“诸产得宜”表明秦始皇并未照搬法家战争时期的主张，而是了解手工业、商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重农”的基础上，调整法家绝对打击工商的经济政策。
还有对鬼神之说，以及如何运用君王权势上的分歧。
没有能完全和别人的想法一模一样。
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欣赏，主要是其“术论”和“势论”部分理论，集中表现为《孤愤》《五蠹》等篇所论述的运用“术”、“势”以强化君权、打击权臣的主张，至于君主专制、重刑思想、禁绝私议等，和韩非虽有共鸣，但是并非来源于韩非，也非韩非之创造。
秦始皇与韩非的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集中表现法治与君主关系、农商政策、鬼神迷信认知、君主利益追求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分歧。
李宁想，她的执政方式理当向始皇看齐，但是在一些思想上，也应该借鉴《韩非子》。
两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理。
不过一位论法同样不可取，唯有法制与德治并行，如此方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