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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巨听后心中苦笑。
王安石真能得罪人哪。
其实王安石在设置条例司时，得罪的人并不多，改革改革，王安石又是中书宰执，如果不设置这个部司，如何插手三司，如何插手财权，那么还如何改革
然而在实施变法中，却一步步地将许多栋梁之材统统得罪，比如小苏，如何王安石开诚布公，放下身架，与小苏交流，小苏会不会那么愤怒
然后就是张方平，不说张方平在经济上的能力，就说诸葛兄弟，难道孙权因为蜀国用了诸葛亮就不用诸葛瑾吗或者说难道刘备因为孙权用了诸葛瑾就不用诸葛亮吗这反过来，岂不是可以问王安石，难道张方平仅是赏识了苏东坡，就是奸邪吗还有名臣陈尧俞，丁忧回来，王安石数召见，陈尧俞也见了，这说明陈尧俞心中还有些想法的，仅是因为陈尧俞说了一句，新法世不以为便，我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确实青苗法从某些角度分析，是不大好，敛财之法，于是王安石不悦，不久就将陈尧俞外放。
如此种种。
到了后来，连薛向与王韶都被他冷处理了。<
不要你老人家搞变法，需要很多人支持，就是韩琦不搞变法，也不敢这样搞一言堂。
王安石对人的处理方法，也给王巨一些警告，比如眼前的曾布，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然而王巨依然很客气地招待了。
其实呢，所谓的青苗法。四等户一贯五百贷。利息三分不过三百三十几文。二分的话不过两百二十几文，若是五等户只有二百几十文、一百五十几文，甚至大多数五等以下户想借还借不到呢。真相揭开，它就是想办法从三等以上户头上加税敛财，然而问题来了，从这些人头上敛财，能不闹吗
王巨也不能插手，因为这个青苗法。最少五成大臣卷了进来，甚至可能以后有一百名大臣能因为争执青苗法，留于史册他对青苗法不支持不反对，何苦卷进这个超级大大的漩涡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对王巨很好。
去年因为胥吏的事，王巨连连拜访了十几户人家，直接找到这些人家的长辈，然后说，裁减是我发起的，若不快，请对着我来。恐吓一个小胥吏算什么本事
还别说，这些人家有好几户还真不怕王巨。但关健是叶默案一直未破，赵顼恼怒万分，如果王巨铁了心将事态闹大，连他们家都能牵连进去。
再说裁也裁了，拿胥吏撒气，也落了下乘。
至于其他人家，不用赵顼出面，他们也不敢得罪王巨。
这一拜访，王巨便将新的危机扼杀在萌芽里。
随后青苗法争执开始，王巨也确实如他与吕公著所默契的那样，你们不搞我，我也不搞你们，并且我对变法不排斥，但不会站在王安石角度去支持青苗法。
虽然王巨岁数小，资历浅，在皇帝面前还有些话语权的，因此吕公著们也何苦得罪王巨于是朝堂在刮一场大风暴，王巨呆在这个风暴眼里，反而越来越平静。
所以王巨现在插手更是不理智。
不过眼下王安石看上去确实很困难。
起初，王安石变法，中书实际为王安石所控，然而西府两大宰执文彦博与吕公弼都是保守派，王安石无奈，只好借韩绛之手，架空文彦博。老文心中不平，你们这几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个心情也能理解，毕竟老文资格太老了，他做首相时，王安石与韩绛在那个旮旯
不过老文不敢动，而且只要他一动，可能就彻底下去了。这时看到机会，文彦博来了，说俺老了，在西府也呆久了，让俺外放。表面上是受韩绛排挤气不平要外放的，然而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
要求外放是假的，这是以退为进，想进中书
再者，原先王安石对赵顼说，司马光外托激励纠正皇上为名，实际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全部是害政之事，所举的都是害政之人，欲使皇上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直到这时，王安石才开始重视起司马光。
不是十年首相韩琦，不是朝中资格最老的文彦博，也不是天下第一豪门吕氏兄弟，而是这个司马光
因为赵顼受到许多大臣进劝，或者说是蛊惑，担心王安石变法敛财太过急切，会使天下有变，于是再次想到了异论相搅，也就是掣肘平衡，或者说帝王心术，因此又提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其实这也说明了此时赵顼的不成熟。
宋朝京城差官，先是两府三司，后是两制台谏，次之开封府尹，各部司官员与开封府余下官员。
这中间两府最贵，但东府与西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东府掌政，西府掌军，不过西府只有调兵权，掌兵权在京城由三衙掌控，地方上又由各知州知府掌握，就是余下的军事权利，在重大决议上包括调兵还必须由皇帝同意才可通过。
而且军事在宋朝地位很低，并且越来越低，可以说同样是枢密副使，现在的枢密副使权利只有寇准时的一半。要命的是，就是这点可怜的权利，韩琦还将它抢了不少由东府管辖。
但这个西府副宰是不是一无是处
宋朝官制有几个特点，差官制，一个知州，由八品大理寺评事来担任，与一品侍中来担任，实际手中的权利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名义的威信稍高一点，薪酬会多上十倍。
极度分权掣肘架空，所以在赵顼未进行官制改革之前，宋朝从宋太宗后。很少出现真正的权臣。那怕丁谓、寇准、吕夷简与韩琦都不行。不过正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官员数量冗得不能再坑，政事冗得不能再坑。
禁谒制度，起初是宰执不得在家中接待官员，要说政事，请到各个部司去觐见陈叙去，然后发展到重臣不得接见拜见其他官员，甚至官员都不得在各个酒肆酒楼吃饭。以免成帮成派。有没有管用这才让人感到真正悲催的。
虚伪的辞让礼仪，朝廷每次升授，官员本身必须推让几次，这才是“道德君子、国家良臣”，司马光第一次拒绝枢密副使，固然是因为与王安石相比较心中不平，也是因为这个辞让礼仪，谁知道他辞拒后，赵顼没了下文
最后就是磨勘起用制度，比如三司里的三司判官与三司使必须有过各路转运使之任。并且做得不错的，才可担任。比如东府首相必须担任过参知政事或者枢密使的才可担任。比如两府宰执必须有过担任一个大州知州知府履历的才可担任，比如参知政事必须担任过两制官或枢密副使、三司使、开封府尹的官员，才能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