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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
这种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当时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着一些差别。
像是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如许多学者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关于这类人的性质，过去争论很多，是奴隶还是战俘等，说法不一，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着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论语阳货。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着，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汉书艺文志着录，班固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唐以前亡佚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泛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战国时期齐地、楚地人所撰写”。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人和土地的关系实际是附属于人和人的关系的。
像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说“汉代皇帝与人民不以土地所有为媒介，而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战国时代亦是如此。
当时最核心的是控制住人，因为当时人少地多，很多土地覆盖着森林，需要有人力去开垦。
因此唯有控制住人，才有能力去开垦。
在分封制下，国君下面有贵族、公卿、士大夫，国君基本不可能掌握公卿以下所控制人口的数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