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根下，东南检地到底是弄出了人命。
不是下去检地的官吏被烧死，而是有一名王姓余杭士人在公阁会后试图串联对抗朝廷新政，结果被多人告发，罪证确凿，结果在御前班直抵达他家之前，惊吓过度，选择了自缢身亡。
当时，正是腊月二十八的上午。
死人了，而且是过年这个时间死了人，让东南的政治气氛立即变得微妙了起来。
这种心理似乎也不用特别解释……尸体现成的摆在那里，不当盾牌和武器简直浪费……都逼死人了，官家和相公还不住手吗？
于是乎，年节之后，借着东京派来的问安使抵达杭州的机会，当场便有杭州本地公阁成员以问安的名义至凤凰山上奉献年礼，同时上书弹劾御前统制提举皇城司杨沂中逼凌人命，谏言赵官家宽宏待人，同时正式建议赵官家和吕相公暂停检地行动，以免耽误春耕。
不过，赵官家和吕相公，具体来说是赵官家的回应非常直接和迅速。
首先，原案……也就是死了人的余杭士人串联一案，依然坚持原定处置方略，所有有串联对抗行为的公阁成员被开除出阁，逮捕入狱，然后迅速被统一流放到了黄河一线看管服役两年，并处罚金。而死掉的王某人，因为查实他在多处地方持有田产，且多为‘使他人代持’，逃避对抗国家大略明显，再加上是这次串联的主谋，家中却是果然如之前警告的那般被铁骑围住了抄家。
至于王某人本人，畏罪自杀，死则死矣。
其次，针对杭州本地的上书言事……赵官家却是并未有任何多余表达，只是公开批复驳斥而已。按照吕本中在年后第一期新起的江南行在邸报，所谓凤凰旬刊上的论调来说，官家这是就事论事，虽然圣意明确反对这些无理的谏言和弹劾，但绝不会因为上书这个行为就做出处罚，否则，还办什么公阁？还维持什么言路呢？
同时，吕学士还在报上说了，王某人的自杀本质上是在对抗调查，止于抄家已经很仁慈了，如果有人真的煽动百姓，试图武装抗拒，那就要勿谓言之不预了。
软硬兼施，明确表达了赵官家的决心之后，这次骤然泛起对抗检地的波澜本身即刻平复。
但王氏作为余杭首善之家，人死了还要被铁骑围住抄家，也的确引爆了东南地方上上下下的兔死狐悲之心……此事之后，大量的两路公阁成员，利用东南顺畅的交通条件和公阁体制开始大面积上书，却不再说检地和土断，不再议论新政，而是集中攻击皇城司、军统司，将矛头指向了杨沂中、虞允文，将事情本身放到了这种特务制度对东南士民的骚扰与残害之上。
并渐渐形成了风潮。
对此，赵官家依然在凤凰山稳坐不动，只是一面派使者去无为军犒赏王贵等御营前军将士，一面依旧不以言加罪，然后认真批复这些公阁上书。
反正嘛，这些奏疏虽然很多，但架不住一篇文章辛苦写出来，赵官家却只是‘荒唐’、‘已阅’、‘胡扯’、‘知道了’便可应对，倒也称不上谁比谁麻烦。
当然了，吕本中依然会代替赵官家接见一些人，却是直接指出：稍有常识之人都该知道，若无为军的一万御营雄师渡江南下，谁人能挡？眼下局势，恰恰说明了官家是心存仁念，不愿动刀兵之意。
到此为止，真就有了一种官家安坐凤凰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姿态。
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十来日左右，眼见着建炎九年的上元节将至，结果又传出赵官家将会在上元节后的春耕期间，趁势派出班直，以武装姿态深入田间地头，强行完成最后清查工作的传言。
之所以说传言而不是谣言，乃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两浙路和江东路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辛苦后，不敢说检地工作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但针对形势户的检地却也基本上算是七七八八，很多事情基本上只差一个最后验证工作了，春耕正是一个好时机。
而摊丁入亩嘛，最不济也不过是变相对形势户的加税，难道要为了对抗这个真不去春耕？
更何况，新年第二期凤凰旬刊上，吕学士再度发表了文章，然后明确替官家三度传话：即便有隐地、代持等行为，只要在检地工作中主动配合，那建炎八年之前的旧事便也一概不纠，唯独过了建炎九年，还要隐藏土地，甚至抛荒土地以作逃避，就反而要从重处置，杀一儆百了。
一来二去的……至于吗？
故此，时间来到上元节前，面对着凤凰山上态度坚决的赵官家。江南东路与两浙路的形势户们几乎丧失了在检地本身继续对抗的勇气，便是针对杨沂中、虞允文的弹劾，若非是之前相互早有约定，怕是也要渐渐止住的。
不过，就在这时，随着一个人从东京那边匆匆赶到东南，并在过江后的路上忽然联络了本地一直沉默的另外一人，却是东南形势户们宛如诈尸一般精神一振。
自东京来的人乃是前礼部尚书朱胜非，而本地起身呼应朱胜非的则是另一位前尚书刘大中。
且说，朱胜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东南挨着淮甸那里，当日赵官家刑白马以成绍兴后，他弃官归乡，却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带盘旋闲居，故此，赵官家此番南下，虽然没有从他那边过，他倒也算是遥遥居中观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时节，赵官家召开武林大会，将摊丁入亩等策略公开摆出，并直接在东南强行推行后，他却是立即就关注到了此事，而且在与两淮、京西友邻亲眷议论后，深觉此事不妥，彼时便有许多旧日同僚、地方士人劝他出来与官家争辩。
作为当日白马事变的代表人物，这位朱尚书退休后一直是靠着稳健二字在两淮混的，日常也没少说什么谁谁误国什么的，此时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着鼻子站出来。但是，他多少又有几分明白，知道直接去杭州找赵官家只能是自取其辱，便干脆另辟蹊径，转身入了东京，去当面讽谏赵鼎、张浚、刘汲、陈规，乃至于吕好问等在京相公，并在太学中挑起议论。
可以说，声势很大，很是在东京给五人造成了一些麻烦，但问题在于，这个摊丁入亩很明显是针对东南的，便是两浙、江东成了，估计北伐前也就是最多再推广到两淮、江西、福建，东京这里再热闹又如何？
相隔千里，根本没有对赵官家那边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京城诸相公被他弄烦了，又或者是什么别的缘故，在朝中派出新年问安使后，忽然的，又临时委托他这个老臣做了上元节问安使，让他来见赵官家，自陈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