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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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文学创作30年，第一次经历这么艰难的写作任务——采访写作大连7·16大火报告文学。厚厚的采访本正反面记录着满满的字迹，上面有些字被水泅模糊了。我知道，那是我的泪水。采访中，我的当事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放声大哭，我不敢看他们，低下头，流下的泪水洇湿了这些字。
它不仅仅是记录对一场火灾的扑救——我在采访和写作中逐渐清晰了一个观念——扑救7·16大火，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其中的精神含金量超越了灭火救援、军人职责这些工作层面，它是人类在灾难面前放射的意志光芒，是永不屈服、是拯救、是爱。这些支撑我把这本书写完，同时也经历了极大的煎熬。
在7·16火灾现场，地面是火，空中的输油管道是火，地下排污管道是火，海面上也是火。火把水泥墙烧酥，露出钢筋。火把铁皮房子烧薄了，一碰就倒。强烈的辐射热吞噬了空气中的氧气，使人无法呼吸。而火浪把人烤出一层又一层汗，身体脱水。在现场，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无法扑救的火——103号罐爆炸起火，这个罐里储装10万吨原油，倾泻遍地，形成6万平方米的火场。流淌火威胁着周围的油罐。这些罐有的已被烤变形，可能会在下一分钟爆炸、沸溢或喷溅，形成更大的、不可逆转的灾难。
在如此酷烈、形同地狱的火场上，除了火、还有人。与几十米高的火浪时时对峙的是辽宁省公安消防总队的2380名官兵。战士们才十八九岁啊，是90后，是独苗。他们的父母才四五十岁。舍命拼搏，绝地重生，这些官兵从死神那里争回来一条命。如果再爆一个原油罐或化工罐，他们谁也跑不出去。我无法想象2380名消防官兵集体阵亡的场面，两千多个家庭破碎，国家接受不了这样的哀痛。这里仅仅在假设官兵捐躯的后果，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如果不能成功扑救这场火灾，大连市和大连人民遭遇的劫难将百倍于官兵的损失，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官兵们一分一秒地跟火魔死磕，保住了其他油罐和化工罐没再爆燃。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一千多名官兵处境最难，功劳至伟，他们用鏖战等到了全省消防增援部队的到来，等到全国海陆空增援力量的到来，等到了决战的到来，火魔终于被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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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这些从火场归来的英雄们面对面交谈。有时，思维恍惚了，问自己：我在跟谁说话？在阳世还是阴间？他们好像已经牺牲了，我在跟牺牲者的魂灵对谈。我真想上前捏捏他们的肩膀，握住他们的手。这是从死神身边归来的人啊，他们是熬尽体能，咬碎了牙的人。他们牺牲了，我到哪去看这双手呢？一位支队长告诉我：“石油火灾不怕燃烧，怕油罐沸溢。沸溢发生，高温油就会像岩浆那样飞溅而出，把人全覆盖了。人瞬间变成焦炭，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说着，他眼睛红了。“在火场，我要离战士们近一点，以后清理骨殖，人们会看到我没往后跑，支队长跟战士们死在了一起，让战士家长知道心里也好受一点。”
四个多月，我每天都和消防官兵谈这场火。我采访了188人，每个人把这场火对我说一遍，一人讲几个小时。我承担了他们的苦痛、绝望和拼争。这几个月，我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你重复倾听灾难的经历者讲述灾难，绝对要有承担力。有一位女作家出于好奇，随我到辽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访，听官兵讲述7·16大火。她只听了一个小时就离开房间。她说受不了，太惨烈了。她劝我别写了，采访遭一遍罪，写作遭一遍罪，会疯掉。
事实上，我在心里无数次打过退堂鼓。我问自己，我这是图什么呢？7·16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它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灾难。白天采访，晚上全是噩梦，流淌火像浪头一样打过来，转身跑，后面是更大的火，房倒屋塌。我常常在梦里哭——自己没觉出哭，醒来枕头早已湿了。我坚持下来是为了这些战士，他们经历了我无法想象的痛苦取得了胜利，我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血泪文字的纪念碑。
我们早上五六点钟从沈阳出发奔赴各市，七点多到达目的地，八点钟准时开始采访。我不使用录音笔，那样会走神。我用笔把他们说的全部记录下来。为了让战士们敞开心扉诉说，我采用一对一的方式采访，而不是开座谈会。干部在场，战士就拘束了。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太大。一个战士讲完了出屋，另一个战士进屋讲他的故事。上午讲完了，下午再讲。我采访了全省14个消防支队。从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开始，到朝阳市公安消防支队结束。采访中，各支队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但我吃不出任何味道，脑子里全是火。战士们说，金属灯柱被火烤弯了腰，油火在下水道里燃烧把金属井盖崩上天空，井盖烧得通红。火场没有水，各支队抢水源。他们活下来是因为消防车里有水和泡沫，但火场断电，没有水源，泡沫也用尽了。好在还有海水。这些场面像电影一样从我脑子里闪过，我想不起来我在各支队吃过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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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而我仅仅完成了这本书的前期采访。从稿酬收益说，我并不划算。采访和写作使我停止了专栏写作、讲课和采风活动，但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它让我知道了人在死神、生理极限面前的每一个细节，知道消防官兵在最后时刻放射出青铜塑像般的光彩，让我知道在这个物欲横流、谎言遍地的时代中人的高贵性，我把这些收获写进了这部报告文学。这种收获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人间确实有比金钱更值钱、更恒久的东西，那是人的意志、品格和责任。
采访结束了，我轻松了几天之后，像登山队员登上一处陡坡却发现自己面临更陡峭的山峰——那就是写作。
188人向我讲述同一件事，如果简略说，就是火、水枪、阵地。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曲折的爱情，没有性、暴力和内幕，有死亡的威胁，但死亡最终归于火魔。作为一本书，没有比这更难写的了，这时我发现我的采访救了我。细致、客观的采访如同一条河流，从远方流到我眼前。我说过我不是在写作，是在还原事实真相，这是殊为艰难的过程。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可以为一个题材采访两年，甚至改变职业，为了获得第一手真实材料。我的采访笔记告诉我每个人的阵地，他所做的一切，他的心理活动，他的苦难与奉献。这已经足够了，用不着拔高，真实最有力量。我不会打字，当我把手写稿一页一页交给复印社打字员之后，我发现她哭过。这些文字在复印社的年轻人中传阅，她们被消防官兵感动，期待我写出新的内容。那些天，我写，打字员王静打字，只有我们两人在经历7·16大火的每一个故事。王静接过我的手稿，表情近于神圣，她知道这些字里又包含新的生死考验，新的绝地搏杀。后来，复印社经理赵琼说：“原老师，你别写了，你的表情太痛苦，我们都跟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