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道：“单纯地从谥法上来说，文这个字并没有固定的配合字，像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文字。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整个东晋，只有他一个人谥文献。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肯轻易给人。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共九个人，足以见其难得。”
石猛也感慨道：“一个人前前后后活几十年，一心想的就是官家给的那一两个字，既是极高的荣誉，又是可悲的”
独孤信也跟着说道：“可不是吗一个人一生不管多么轰轰烈烈的，不管立下多大功劳，那一两个字能真的概括的完吗文人做官以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一个谥号，那就是文正。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谥号给人的。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难道没有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文人，真的是道德不行或者是水平不够吗这似乎说不过去吧”
独孤信的看法，得到了杨逍和石猛二人的认同，虽然一般人都有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人生理想，可是若没有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文正”，难道这一生就白白浪费了吗
杨逍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无愤慨地说道：“一个人往往得到的认同与自己所做出的贡献是极为不相符合的。很多人一生忠君爱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一生郁郁不得志，最终也是客死他乡。虽然同僚和百姓对他非常认可，可是皇帝却对他不认同，不重视。”
石猛道：“历史上这样的人可多了，前朝大文豪苏东坡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诗词文章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给的文正。有人说周文王谥文，范仲淹谥号范文正公，苏东坡先生的谥号是文忠公，不错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谥号为文，是国君及大臣给的很高评价。苏东坡先生一生坎坷，他四十三岁时曾因乌台诗案被宋神宗下令逮捕入狱，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晚年又因党争被宋哲宗贬到儋州，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被召回朝廷，但北归途中就去世了。去世一年后，又被宋徽宗赵佶全部剥夺了他在世时的一切官衔，更未获得朝廷任何谥号，还被列入元佑党人碑。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大力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且大开党禁，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由奸臣蔡京弄出来的元佑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党籍的保守派官员们，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宋高宗赵构还为他们大翻其案，其中就有苏东坡先生。至于为何给东坡先生的谥号是文忠，应是因东坡先生明于道德，见于文章，博览群书，著书立言，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自然谥文；且性格上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忘身履危，按谥法廉方公正曰忠，自然为忠，加忠以丽文。”
独孤信道：“逸周书谥法解中对谥号也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古代立有大功的臣子死后，君王会赐给他们善号来表彰功绩。早期的皇帝和大臣都用谥号，后来皇帝采用庙号，谥号就逐渐成为大臣的死后荣誉，谥号用字极为考究简短，可谓是汉字注解的精华，毕竟一个字或者数个字，就浓缩地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每一个字都意义深远。而且大臣们也把这种谥号当成了终极荣誉。”
杨逍道：“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况且历朝历代都有着对得谥号之人身份、地位的要求，像汉朝和晋朝初期都是非侯不谥所以卫青谥号是烈，王子安在滕王阁序中写到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二人之一的李广，就没有获得谥号，晋朝中后期则是非高官不谥，唐宋两朝则是三品以上才能有谥，所以得谥者本人身前的职务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唐宋以后，因为人们对谥号的重视，于是谥号就成为了皇帝驾驭群臣的手段之一。谥号的作用也被无限的夸大，读书人大多重名节，能做到高位的人更是在意这些，于是死后能得到什么样的谥号，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
石猛觉得杨逍说的非常有理，便顺着杨逍的话头道：“想要得到文正这个谥号，也是没那么容易的。宋仁宗时，皇帝的授业恩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跟王导一样，宋仁宗感念老师，随手改谥为文正，结果因夏竦私生活奢侈无度，遭到群臣强烈反对。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仁宗无奈只能改谥夏竦为文庄。”
独孤信接着道：“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绝唱，遗范文正公集传世。而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魏文帝曹丕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有文采又百折不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