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金委看中的，是汇兑业务。简单的汇兑业务，在大明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各家商铺之间为了减少现银运输的麻烦，进行联号异地汇兑，但是规模不大，以满足自己本商铺、本行业的需求为主，象票号那样专做出票汇兑业务的行业还没有出现。所以这块是空白的，大有可为。
“我们的银行要做的重点是在汇兑上，类似于票号的业务。做几年之后把信用竖起来，银票就能汇通四海了。”
马千瞩摇摇头：“大明好像对汇兑没有很大的需求么！”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大明的商品经济也就是这么回事，虽说不见得很原始，但是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谓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远不是那么回事。
“不然。资金的流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还存在的。雷州的糖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认为至少在松江的布、江西的茶和瓷、江南的丝、福建的靛蓝这些产品上都是存在大规模的银钱流动的。”他歇了口气，“其实就是海南这个边隅之地来说吧，根据情报部的调查，每年的槟榔和椰干贸易，也有好几万两的货值，这个规模来说，也算不小了。”
他列举的这些产品大多季节性特别明显，产品又往往是分散的生产的，所以每到当令时节，贩运的商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收购。对资金的流通需求就会很大。
汇兑的生意：一是可以赚取汇水，也就是手续费，二来根据各地的银价涨落，银根的松紧获取贴息的利润，只要现银能够周转，里面的花样还能翻出许多来，无中生有的搞出钱来。
至于财金委员会办银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尽快能把自己的银票信用竖起来。将来穿越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要遍及全国，不管是军队、商人还是情报人员，都不能背着大把的银子满世界走路，至于临高流通券用的是米本位，只是短期过渡，不可能也没必要在全国建立起信用来流通。相比之下银票不管携带还是使用，都很便捷。
“这不等于又发行一种新货币吗？”有人质疑，“有了临高流通券，再搞出一种银票来，这也太麻烦了。”
“这就是误解了。银票不是货币，最多只能算是一张汇票而已。虽然在晚清也常有人拿银票直接流通的，但是象影视剧里那样动不动掏出一把银票付账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
因为银票是有信用大小之分的。它不同于铜钱和银锭，前者是官府的信用，后者是实实在在的贵金属，银票能不能在市面上硬挺，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效，很大程度看发票的钱庄票号的实力、信用如何。所以有些银票只能流通于一地，有的却能汇通四方。这里的花样极多，程栋也就不一一说明了，他还指出，如果能够把银票的信用建立起来，以后在资金调动和筹措上会有极大的好处。
吴南海还是反对：“马上中原大地就会兵荒马乱，搞票号汇兑肯定要牵涉到设局布点的问题，大笔的钱财和人力投下去，一打仗还不玉石俱焚啊。”
“不必，”严茗说，“我们不是办现代银行。用不着到处布点。选几处商业繁荣、当官的扎堆的地方布点就可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和当地有实力的商铺搞汇兑联号。”
布点的思路就是打通几条关键的线路。西南、西北、中原或是地方贫瘠，或是将来会动乱不止，自然不是布点的地方。最最要紧的，就是南北线路。特别是京师到江南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在明末的十几年里，江南是最富庶最太平的地方了。京师的官员，少不得会把大笔的银子运到这个洞天福地来存着，准备将来纳福之用。此地又是布匹、丝绸、茶叶的大宗出产地，商业活动频繁。
“具体布点城市，首先就是南直隶。”严茗说，“南京、苏州、松江三地，稳定之后由南向北布局到清江浦和北京。”
苏州和松江在南直隶是最富庶，南北两京是都城，官员云集，自然要优先照顾到。至于清江浦，虽然在20世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县城，在明清两代却是一个南北交通汇聚的大码头。
明清之际，沟通南北运河过闸艰难，黄河行舟之险。所以南来北往的行人除了运粮漕船之外，大多到清江浦就要舍舟登陆，经“九省通衢码头”向北，渡过黄河来到王家营乘马或雇车北上。此地既是南北的交通枢纽，商业自然极其繁荣了。当地还设有属于户部管理的仓库和属于工部管理的漕船厂，驻扎有南河总督等许多重要官员。每年朝廷都会有大笔的治河经费下来，河道上的官儿之阔，也是名闻天下的。官多商多，银钱流动就频繁，是做汇兑业务的一块风水宝地。